在二十国集团升级为最炙手可热的国际多边论坛后，七国集团似乎在尴尬地被边缘化。不过，由于七国集团毕竟是发达国家群体内部的交流平台，七国集团会议的结论可能成为下阶段发达国家宏观政策与对外政策的风向标。10月3日召开的七国集团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会议，重新将汇率问题作为讨论重点，指出人民币升值将有助于促进中国与全球经济实现更加平衡的增长。再考虑到美国总统奥巴马在9月底的二十国集团匹兹堡峰会上把全球经济失衡与再平衡列为重点议题，言外之意无非是低估的人民币汇率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在经历了次贷危机这一间歇期后，发达国家已经重新把注意力投向人民币汇率水平，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正在卷土重来，并可能愈演愈烈。
　　发达国家重提人民币汇率问题并非偶然，这与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密切相关。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在2008年相继陷入衰退后，在史无前例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下，各国经济从2009年第二季度起显著反弹。然而，这种反弹主要是政府刺激政策以及企业的重新库存化导致的，在主要经济体失业率显著下降、消费明显改善之前，这一波经济反弹缺乏可持续性。
　　在政府扩张性政策难以为继的前提下，各国政府不得不千方百计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来弥补扩张性政策效力消逝后的空白。通过本币贬值或者逼迫竞争对手货币升值，来提高本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通过扩大贸易顺差或者缩小贸易赤字来带动经济增长，就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
　　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总是和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如影随形。近期，中国出口商品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外部环境。奥巴马政府的轮胎特保案余音未歇，欧盟针对中国无缝钢管的制裁硝烟再起，这些案例可能还仅仅是未来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勃兴的冰山一角。除了发达国家外，未来来自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针对中国出口的潜在贸易争端也不容小觑。当然，与其在特定商品上打压中国出口，自然不如要求人民币升值这种“一刀切”的方式一劳永逸。因此，近期内针对中国出口的种种反倾销、反补贴浪潮，其实是与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相互配合的，正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自中国政府在2005年7月启动人民币汇改以来，截至2008年第二季度，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超过20％。然而，从2008年第三季度起，人民币汇率事实上重新回归到盯住美元的刚性水平。在2008年下半年，人民币有效汇率随着美元的逆市反弹而继续升值。进入2009年后，人民币有效汇率随着美元的下挫而有所贬值。从中国的出口表现来看，尽管出口额连续多个月出现同比负增长，但中国出口在海外市场上的份额却持续上升。这无疑给外国政府提供了重新对人民币汇率施压的理由。
　　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卷土重来，极有可能带来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反弹。一旦国内外企业、居民和投资者再度形成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中国国际收支可能再度重演2007年与2008年上半年的狂飙突进：不但贸易顺差和FDI流入放大到显著偏离历史趋势，不能被贸易、合规投资与信贷所解释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也汹涌而入。
　　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放大导致外汇储备激增，以及通过外汇占款形式发放的基础货币增加。尽管央行可以通过发行央票以及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来冲销基础货币的增加，但冲销或者会加大央行的成本、或者会推高市场利率，从而吸引更多资金流入，因此冲销是难以持续的。如果冲销不可持续或者不完全，那么外汇储备激增必然会加剧国内流动性过剩。过剩的流动性或者流入资产市场，推高资产价格；或者流入商品市场，加剧通胀压力。简言之，一旦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形成并得到强化，中国可能重新面临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上升、通胀压力抬头的不利局面。
　　那么，应如何应对新一轮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呢？
　　中国政府固然可以在短期内抗住各种压力，维持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的基本稳定，但如前所述，在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下维持汇率稳定的代价是很大的。从根本上而言，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要求中国政府加快结构性调整的步伐，通过提高居民相对收入、增加社会性公共产品（教育、医疗、社保）供应、开放服务业等措施来刺激居民消费，以缓解产能过剩引致的出口压力。中国政府应加快国内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取消扭曲性的外资外贸激励政策，鼓励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以缓解双顺差规模甚至改变双顺差格局。
　　最后，如果我们承认人民币汇率的确存在明显低估，那么人民币升值就始终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儿。在选择未来的人民币升值策略时，应努力避免再度形成持续的单边升值预期。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与其消极回避或者顾左右而言他，倒不如坦然面对，有理有节地选择最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汇率政策。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