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中日韩领导人峰会在北京举行，日本新首相鸠山由纪夫再次力推其“东亚共同体”的构想，这个共同体目前应该主要致力于经济合作。
　　由于各个国家对这个合作平台的功能和期待还存在不同的看法，因此无法达成有更多可操作性的方案。尽管如此，亚洲面对“后危机时代”的课题是共同的：那就是如何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如何从以美元主导的全球化过程，拓展到另一个由亚洲区域合作所建立起来的新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的主导权，将决定亚洲未来脱离美元经济后的发展命运。

　　亚洲增长模式的缺陷

　　回顾过去，亚洲尤其是日本带头启动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走出了与同时代欧美完全不同的繁荣景象，这种靠制造业带动的经济增长，也留下了和美国靠金融业主宰的发展模式完全不同的后遗症。
　　对于上游产业而言，因为它具有控制“有形”（铁矿石、原油等）和“无形”（技术、标准等）的生产投入要素的威力，所以，它能够通过定价权从产品创造的全部财富价值中获取可观的大头部分。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资源丰富的国家（中东、俄罗斯和澳大利亚、巴西等）；另一种是拥有生产要素中的无形资产优势，比如，具有高端技术、低成本融资环境、世人青睐的品牌、发达的资源交易市场（定价权）和产品标准的确立能力等。这方面的优势主要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尽管日韩在某些技术和品牌上与欧美企业不相上下，但是它们的优势缺乏下游产业的支持，缺乏消化产品的庞大市场和与之配套的服务产业。
　　对于接下来的中游产品制造环节的国家，如果没有其他上游产业的优势和下游产业的扶持，只能在单位产品的价值创造中拿到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比如，像中国这样靠低廉劳动力成本的价格优势获得全球制造业加工厂地位的国家和地区而言，虽然国内就业压力能够得到很大的缓解，但是所创造的单位产品附加价值却是有限的。如果亚洲经济共同体能够通过技术转让、资源共享的方式来降低中国制造的“生态成本”，那么，以中国为制造中心、甚至消费中心的经济合作模式，就会使得亚洲各国都能够从摆脱美元单边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分享到一个健康“多赢”的效果，从而形成一个“后危机时代”亚洲共同繁荣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模式。
　　最后，产品制造出来后，就会进入一个需要用高质量市场服务去将产品转化为我们所渴求的财富。一般而言，处于这样的产业下游的国家和地区，因为它们是处在创造“商品和服务”社会消费机会以及为社会保管后续财富的关键环节，所以，它们同样能够在产品的价值链中获得更多的财富分配效果。许多欧美国家利用人力资本优势推动技术创新，大力发展服务业，明显在下游产业中具有国际比较优势，尤其是美国。值得庆幸的是，这也让亚洲国家都看到了自己增长模式的缺陷——靠美国市场过度的消费能力所获得的美元财富，也因为缺乏流动性或由于美国资产价格的破坏以及美元贬值的压力，而在承受着其财富价值不断缩水的压力。
　　总之，亚洲经济共同体有很多可以合作的空间。我曾建议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该为亚洲目前拥有的全球三分之二美元财富的管理需求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以弥补亚洲债券市场目前过于分散、缺乏流动性的缺陷。在新一轮的全球化中，充分发挥亚洲金融资源丰富的优势，去共同投资欧美市场相对强盛的资源性龙头企业和技术密集型的品牌企业，包括优质股票和其他定价机制透明化的金融产品，从而提高我们拥有的庞大的亚洲美元的投资效率和财富效益。

　　需共同努力降低转型成本

　　亚洲要想获得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主导权 （人民币国际化、亚元经济圈等），关键还是取决于亚洲能否率先找到一个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增长模式。
　　现在关于下一轮经济增长模式主导权的争夺已经变得剑拔弩张，围绕低碳经济理念的新标准制定和产品研发，各国都在马不停蹄地进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早就提出“两型社会”建设的要求。他指出，“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节约、环保、文明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让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成为每个企业、村庄、单位和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另一方面，根据研究发现，从高碳排放的生产标准和产品制造转变为低碳经济，并不一定能够保证产品的附加价值比以前更高，而且转型带来的就业压力、消费能力的约束，需要具备消化这类转型成本所需要的个人财富和社保制度。美国和日本人均年收入进入12000美元以上时，人均消耗能源的规模才下降；欧洲在人均年收入五六千美元以上，就出现了人均能源消耗量下降。也就是说，欧洲社会保障功能较强，旧行业释放出来的劳动大军可以通过社会扶持，解决他们失业所可能带来的生存问题和为寻找新工作所需要的继续教育成本。
　　中国目前人均收入在3000美元左右，进入低碳经济的条件确实不很充分，但是，随着世界能源消耗的日益增加，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全球可持续发展道路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基于此，低碳经济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会。“机会”在于我们具备把符合低碳经济高成本产品的制造现状，转变为让市场能够普遍接受、形成规模效应的低成本社会消费的繁荣时代，而日本和韩国具有这方面的研发和产品制造的技术优势。
　　只有大家开诚布公地进行合作，中国就能够克服转型所带来的巨大成本，同时也能在低碳经济社会中分享到更多的财富效应，也能够提高全社会的实际购买力。那么，那时中国人口红利所带来的巨大消费潜力，一定会比美国靠滥用金融创新催生的消费冲动更有可持续性，也更加健康。同时，在亚洲经济共同体中的各成员国，一定都能够分享到自己付出合作努力后所取得的丰硕的、安全的财富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提出的“两型社会”建设，应该成为后危机时代东亚经济合作共同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