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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9-28 作者:社论 来源:南方都市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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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国集团(G20)第三次金融峰会25日在匹兹堡闭幕，与会领导人就金融体系改革等一系列问题达成共识。从会议发表的《领导人声明》看，此次G20峰会所取得的最终成果远超市场之前预期，相关各方对金融体系改革所达成的共识，具有划时代的积极意义，标志着国际经济新秩序将由此拉开改革和重建序幕。
会议的核心突破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将二十国集团固定为全球经济合作与协调的首要平台，以G20峰会替代G8峰会；其二，峰会决定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
F)和世界银行改革，将IM
F中发达国家5%的投票权转给发展中国家，而世界银行则将发达国家3%的投票权转让给发展中国家。这两方面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弱势地位得到改变，发展中国家开始逐步享有与其发展现状相对称的话语权与决策权。
就在去年11月，G20峰会还不过是美国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召集19国首脑共商策略的临时性论坛。时间不到一年，G20能够替代有着“富人俱乐部”之称的G8，成为固定的国际金融经济磋商组织，其背后是各个经济体对于世界经济失衡问题的深刻警醒。
长期以来，欧美等主要发达经济体长期垄断世界经济秩序话语权，并以“市场经济代言人”的角色强势输出其经济与金融市场理念。与之相对应的是，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则在所谓“华盛顿共识”的牵制下，亦步亦趋地跟随其后。这样的国际经济秩序湮灭了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只能以“理念接受者”与“制造输出者”的角色而存在。
全面爆发的金融危机导致既有经济秩序面临严峻挑战。次贷危机发源于美国，影响放大于日欧，而发展中国家则因此而深受其害。对比于11年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在此次次贷危机爆发时，以IM
F为代表的全球金融市场协调机构，所发挥出的作用却显得严重不足。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IM
F曾直接介入到相关经济体的“救市”过程之中，一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流动性资金注入，缓解了危机蔓延；另一方面也对相关经济体的市场模式提出极为强硬的要求，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其制度蓝本。然而在次贷危机的演进过程中，IM
F却并没有发挥出国际金融组织的积极职能。
首先，IM
F严重错判了次贷危机的影响，其总裁在去年6月就曾表示，次贷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可能已经过去，然而事实却是去年9月后雷曼兄弟破产才标志着危机的总爆发。其次，面对危机中一些新兴经济体的求救呼吁，IM
F积极出手救市的动作很少，对于挽救和缓解危机的作用非常有限。
究其原因，在IM
F和世界银行中发达国家占据着强势话语权地位，加之对于发达国家经济模式的盲目推崇，使得相关国际金融机构根本无法担当起独立救援人角色，面对危机只能进退失据，毫无章法可言。就此而言，G20匹兹堡金融峰会所达成的两项核心决议，恰恰是基于对既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反思，标志着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闪亮登场。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决策话语权变化理应引起高度关注。
按照相关决议，IM
F中5%的投票权将由发达国家转移给发展中国家，而多数分析认为，中国很可能成为投票权转移的最大赢家，并超过英国和法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投票权第四大国。如果相关预测最终得到证实，将标志着中国在IM
F中获得与经济实力相对等的话语权。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地位的增加，既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期待。但必须要关注到的是，发达国家的此次让步仍然有其限度，要想最终重建国际经济秩序的全新架构，还需要各个经济体的继续努力。
发达国家所让渡出来的IM
F投票权比重，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和欧盟的绝对控制力。因为按照IM
F的重大事项否决权制度，所有重大事项均须获得85%的投票支持，而美国与欧盟的投票权比重都超过了15%，因此在事实上拥有着“一票否决”的权力。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所增加的投票权则仍然形式重于实质。
但无论如何，改革国际经济秩序已成各方共识，或许下一步被改革的就将是投票表决制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纪经济体系的一极，已经必然要承担起这一历史责任。对于中国而言，投票权扩大后如何让“负责任大国”的角色更加完美，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现实问题。其中的关键内容至少包括如下：
其一，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制造、美国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挑战，中国必须脱离对出口与投资的过度依赖；其二，中国的宏观经济当局已经不可能完全独立地决定调控政策，需要让国内宏观调控政策与国际主流调控政策基调保持大体一致；其三，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经贸争端，如何既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又平衡各个经济体间的关系等等。
话语权扩张的同时，也意味着国际责任随之而增加，在看到国际经济秩序改革给中国带来机遇的同时，如何去尽早破解可能由此带来的压力与挑战，则是在欣喜之后必须要冷静思考的现实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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