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博士生导师 常修泽教授

    最近以来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山钢兼并日钢事件，以昨日本报一篇《日照钢铁董事长杜双华回应“被重组”：我心态一直很平和》为标志，算是告一段落了，但对我国当前轰轰烈烈的资产重组热潮的关注却没有降温的迹象。近年来，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范围内的企业兼并重组风起云涌，国内实业界的并购浪潮也是一浪高过一浪。山西的煤炭重组被舆论评价为“国有化运动”，河北、辽宁等钢铁大省的钢企合并被网民戏称为“一夜间被做大做强”、“政府的行政速配”。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产权问题专家常修泽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第一句话便是“对当前有些地方搞的资产重组，我有一些担忧，有一些疑虑。”
    常修泽教授，著名经济学家，著有《资产重组：中国企业兼并研究》(1992)、《产权交易理论与运作》(1995)、《广义产权论———中国广领域多权能产权制度研究》(2009)等，被香港媒体称为“对产权问题素有研究的经济学家”。山钢兼并日钢事件自然成了本次采访的一个切入点。

    “两只眼睛看重组”

    经济参考报：9月14日本报这篇《日照钢铁董事长杜双华回应“被重组”：我心态一直很平和》，内容主要是山东钢铁集团和日照钢铁集团重组协议签署第二天杜双华在集团内部会上的谈话摘录。和人们普遍猜测的“心情一定很郁闷”不同，杜双华董事长说他“心态一直很平和”。杜董“真平和”还是“假平和”“最近平和”还是“一直平和”我们姑且不论，您怎么看山东有关方面的做法？

    常修泽：我很理解山东省有关方面的思路，它很可能是通过前一段的济钢和莱钢以及山东冶金等等的组合组成山东钢铁集团以后，再进一步跟日钢重组，从而在齐鲁大地上崛起一个庞大的一个钢铁集团，形成一个在中国继宝钢和河北钢铁之后又一个钢铁巨无霸，所以这样一个构思是可以理解的。

    经济参考报：为什么大规模、大范围的资产重组在最近会形成一种趋势、一种潮流？它的合理性、必要性在哪里？

    常修泽：为什么中国需要资产重组，或者说，资产重组在中国当前的经济结构调整当中，为什么势在必行？我是从两个角度来进行分析的“两只眼睛看重组”，一只眼睛是从产业结构，另外一只眼睛从产权结构。
    从产业结构来分析，主要是针对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中国的产业结构从总体来讲不合理，大体上说，是“一五四”的结构，第一产业11%多一点，第二产业将近50%，第三产业大体40%，这么这个结构里边有个偏颇，就是第三产业比世界平均水平少20多个点，特别是第三产业里边的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里边的生产性服务业比较薄弱，比较落后。这是一个短腿，因此未来有一个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任务。
    第二个问题，中国的产业比较分散，就是在一个产业里边大而全、小而全的问题比较严重。中国的产业产业集中度比较低，因此对外很难形成一个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第三个问题，就是重复建设比较厉害，这个问题是个“痼疾”，是个老问题。现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而且最近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部分行业产业过剩的问题。
    基于以上三个问题，因此，从产业发展来说，我们需要调这个结构。怎么调？主要就是资产重组。这是一个眼睛，从产业结构。
    第二只眼睛我们从产权结构来分析，根据我从上个世纪80、90年代一直到现在这20多年的研究，我认为我们国家从产权结构来说，有三个错位，而且是比较严重的错位。
    第一个就是国有资本在产业分布上的错位。表现在哪里呢？相当一部分国有资本配置在不该配置的、与国计民生关系不大的一些产业领域，比如说一般的加工业，比如说一般的商贸流通业，国有资本配置的相当不少，尽管前些年做了改革，情况有一定的变化，但是据我调查分析，国有资本在这些一般性的领域的配置还是比较多，这是第一个错位。
    第二个错位，国有资本在企业方面布局错位也值得关注。目前中国的11万户国有工商企业里边，大部分还是中小企业，因此在企业的类型上，我们国有资本也有一个配置错位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国有资本在空间布局上的错位，具体表现在老工业基地这一个地域，国有资本配置的比较多，国有比重比较高，而在边远的地区，尤其是这些边远地区的基础设施产业，我个人经过调查分析，感到配置的不够，还比较薄弱。
    既然国有资本在配置上有这样一些矛盾和问题，因此呢，从一个战略格局来说，我们需要调整这个布局，需要调整这个结构，所以我说，正常的国有资本的重组或者叫国有资产的重组，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个大背景下不可阻遏，我们需要进行资产重组。

    企业重组“三要点”

    经济参考报：就是说，人们关注这些重组的消息，首先是因为资产重组在当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到底应该怎么样进行资产重组？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么一个思路去重组，还是按照政府行政主导的这么一个思路去重组？

    常修泽：这个问题的确很值得关注，既然国有资本结构需要重组，那么面对我们今天的现实，我认为企业的重组有三个要点需要把握：
    第一个要点，我认为政府在这里边可以进行引导，注意我讲的是要发挥它的引导作用。具体来说，通过什么方式来引导呢？比如说通过信息的搜集和发布，通过政策的这种牵引，引导着国有资本配置到合理的部位去。但是这里边有一个界限需要划分清楚，就是政府这种引导或者叫指导，不应该演变成政府的直接干预。我这里有“三个不”：第一，政府不应该干预微观经济的这种企业重组；第二，政府不应该代替企业去进行微观重组决策；第三，政府不应该代替企业去招战略投资者。
    第二个要点，我认为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资产重组的内在机制基本上应该是市场机制，就是说由企业来进行决策，企业之间互相进行谈判商议，用市场经济的机制来进行重组。
    第三个要点，我觉得要强调公平竞争，因为我们国家现在是一个多元的经济结构，是一个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格局，有国体经济，有集体经济，有民营经济，有外商以及我们中国的港澳台经济。在这些经济成份并存的情况下，企业的重组我认为应该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公平竞争的原则，而不应该采取一种非公平的、倾斜式的重组。这样就比较能够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产重组的内在规律。

    经济参考报：人们如此关注重组，除了上面的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跟担心重组被政府行政主导有关。

    常修泽：根据我对前一段和当前一些地区实行企业重组或者更大范围的资产重组的了解，我感觉目前在客观上的确存在一些地方推行的，我把它概括成行政驱动为主、国有资本主导，甚至有的地方是国有资本孤军深入的这样一种重组。对这样一种重组方式，我个人内心里面有一种忧虑，我担心这样一种重组模式可能会潜伏着一些风险。也许这个风险现在暴露不出来，担心它未来对我们体制和发展的格局可能会有一些伤害。
    在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经济结构到底怎么调整，资产怎么进行重组，我个人认为，政府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但是政府的作用不应该演变成一个过度干预。这里边我个人觉得，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企业，存在着政府干预过度的问题。当然有的地方政府出面对那个地方的企业重组干预一下，我不能说完全不应该，但是呢过度，而且执行当中也有一些偏颇。政府干预过度会带来什么问题？据我了解了的一些实际情况，我认为它会带来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比较明显，它本来是想着去调产业结构的，但是由于干预过度，这种行政主导的结构调整、行政主导的资产重组，在追求GDP这么一个指导思想下面，很容易导致一种盲目的重复生产，进而会形成某些产业产能过剩。因为政府主导，而政府又要追求业绩，追求GDP的增长，它就要上一些项目，那么，你也上，我也上，这样就难免造成重复性的建设。
    有人说，重复建设主要是最近几年民营经济搞的，在我看来，虽然有一部分民营企业也在搞一些重复建设，但是不可否定现在有一些项目的重复恰好是行政系统决策形成的。各有各的账，我们不能把重复建设一下子就完全归到民营经济上去。而且，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经济转型的时期，民营经济要进入一些过去未曾进入的领域和部门，在这种情况下，它难免会有一些重复建设，而这种重复是一个替代的过程。那么在这种背景下，你说不许重复建设，那么对即将进入新领域的民营资本，无疑是给它造成一种门槛，造成一种障碍。所以我说民营资本有重复建设的问题，但是地方行政系统所造成的重复建设更值得关注。
    为什么有些地方最近这一段时间钢铁过剩那么严重，大约全国来讲能过剩两亿吨，上了很多钢铁的项目。为什么水泥过剩比较严重，为什么甚至一些新型的产业，比如多晶硅、风能设备等等，也出现了一些过去未曾出现过的过剩问题？背后还是有行政系统在那儿推动着。所以这是造成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东西如果任其惯性运作下去，产能过剩难以消除。本来我们是要调这个结构的，结果在调结构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新的结构失衡。那这就值得我们深思。
    第二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我认为就是政府用行政的办法来干预企业的重组，干预微观的经济活动，它会造成一个市场信号的失真，它会扭曲市场信号。本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之间的互相兼并、重新组织是个市场行为，是一种优胜劣汰的机制，政府出来进行行政干预，会对这种市场的配置资源的机制产生一种伤害。这种伤害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它会使我们努力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在它的完善过程中受到一种阻遏。后果是比较严重的。

    经济参考报：眼下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山东钢铁公司跟日照钢铁公司的重组，尽管详情我们不得而知，但舆论普遍认为，一个亏损的国有公司兼并一个盈利丰厚的民营企业，政府的身影是清晰可见的。

    常修泽：说来也巧，这两个公司我都去实地考察过。
    山钢有一部分是济南钢铁公司，它前两年重组了莱芜钢铁公司。我到过济钢，我到了它的车间，到了厂区，到了职工宿舍，看了以后，这个钢铁公司给我印象不错，特别是它有一个闪光点，就是搞循环经济。水、热、气、电、粉煤灰等等，都是按照循环经济的模式来进行设计和进行运转的。工厂里用炼钢之后的水养的那个鱼，活蹦乱跳，回来以后我向国家有关部门曾经做过一个汇报，中央电视台曾经在前两年的《焦点访谈》栏目介绍了济钢实行循环经济模式的经验，我还应邀到现场做了一个点评，总之这个企业给我印象是不错的。
    莱芜我没去过，但是山东钢铁公司的头儿是济钢。今年上半年有一个情况比较令人关注，就是山钢的企业经营中出现亏损，这个情况可能比较复杂，有多种原因，特别是在今年上半年受金融危机拖累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日照钢铁公司是一个民营资本投资的企业，我在前年曾经到了山东日照市的岚山区，就在港口附近我实地考察了日钢，这个企业设备比较先进，建设的速度很快。而且由于它机制比较灵活，加上又毗邻港口，运输成本很低，所以它的经济效益比较好，我看到有关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在别的钢铁公司出现亏损的情况下，它还是盈利，而且盈利水平还比较高。
    这个案例我做过分析，因为我作为一个产权经济研究的学者，很关注它里边产权结构的变化，我看了以后给我一个印象就是山钢投了现金，占新的日钢子公司股份的67%，日照钢铁公司本身以资产净值来做价，折股为33%，形成67：33这么一个新的产权结构。

    “做大情结”和“国有偏好”

    经济参考报：这太好了，以您对两个“当事人”的了解，您的分析读者肯定感兴趣。

    常修泽：在这个新的产权结构里边，山钢占了大头儿，恰巧过了三分之二，那么按照我的分析，它属于绝对控股，因为西方国家有的公司里边就规定，拥有三分之二的表决权就叫绝对控股，我看了一下他们重组的方案，恰好是过了66.66%，就是三分之二的表决权，我把它列为绝对控股。
    我刚才讲我很理解山东省有关方面的思路，但是这里边就产权而言，我觉得需要研究的东西还是有的，比如说现在是国有资本占原来的民营企业日钢的67%，是不是非得要绝对控股？就是想控股，是不是可以搞相对控股，比如51%？甚至也不一定非得相对控股，还可以再网开一面，搞有效控股，就是说不一定到50%，别的资本由于它是比较分散的，那么在里边能够有效控股即可。甚至我们思想再放开一些，也不一定非得控股，你可以参股，就是山东钢铁集团参到日照钢铁里边去，把日照钢铁公司办成一个山东钢铁集团下面参股一个子公司，是不是也可以考虑的？甚至在我看来，一些非垄断性的行业也不一定参股，就让民营资本来经营就可以呀。

    经济参考报：您说了四个“不一定”：不一定绝对控股，可以相对控股；不一定相对控股，可以有效控股：不一定有效控股，可以参股；不一定参股，可以就让民营资本经营。那么在哪种情况下采用哪种方式，里边有什么讲究？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具体来说，山东钢铁公司跟日照钢铁公司的重组方式选择，您觉得是出于什么考虑？

    常修泽：我从一个总体的格局来分析，未来非安全类的、非垄断类的、非公共事业类的这些国有企业，我说可能是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国有资本在里边控股，包括各种各样的控股方式；第二种，“参而不控”，就是参股不控股；第三种方式“不控也不参”，完全让民营资本在这里边经营，将来经过若干年之后，我们逐步地由市场去检验，优胜劣汰。现在在一个过渡期，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转型期，我说这三种方式可以并存。
    那么现在山钢采取的是一种“控”的方式，而且是最高级的那种控，就是绝对控股，从产权经济学的运作机理来说，还是有可以探讨的空间，如果让我来设计这个方案的话，不一定设计成目前这么一个产权格局，这是我作为产权学者的一个分析。
    我个人认为，这里边有一种情结，就是要把钢铁工业做大做强，这个情结本来也无可厚非，因为各地现在都是百舸争流的这么一个态势，上海有宝钢，河北有新组建的河北钢铁集团，东北还有鞍钢和本钢的联合公司，北京还有首钢，湖北还有武钢，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山东一方的领导，也是时不我待，希望齐鲁大地上也应该有一个像样的钢铁集团，从这一点说，有它进取的一面，这一点也应该理解，但是这里边一个重要的机制，我认为主要还是行政驱动的机制。可能是不是有这种考虑：我通过控股、而且是绝对控股，67%的股份，三分之二以上的表决权，我能够牢牢地把日照钢铁公司控制在里边。

    经济参考报：这个怎么理解？对一个普通企业，为什么一定要“牢牢控制”呢？中国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一样，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建设者，我们应该对它们抱以信任。

    常修泽：前几年到日照钢铁公司考察，我发现这个公司的运行机制是比较灵活的，职工的积极性也比较高，而且它地理位置好，成本比较低。还有一个当时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它不光是追求盈利这么一个单一的目标，它还考虑自己的社会责任，比如说5·12四川汶川地震后，就是这家民营的钢铁企业在日照建立了一个“安康家园”，把四川地震灾区的一些孩子接来，在这儿生活，在这儿上学，事迹很感人，不久前他们又在灾区建了一些安康家园，有些孩子就由日照返回了自己家乡去继续生活和上学。由这个事实我可以看到什么呢，民营钢铁企业实际上也有一种人文关怀，也有一种社会责任，并不是说它就是以盈利为目标。所以这个企业给我印象是不错的。地方政府对这个企业评价也是颇高的。
    说到地方的政府，我跟日照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深入地交谈过，比如说跟市委书记杨军交谈过，日钢的诞生成长和发展，应该说跟当地政府的支持和扶持分不开，因为作为日照当地的领导，他们也有一种发展钢铁工业、发展民营资本、发展民营企业这么一个内心的愿望，所以他跟我讲到日钢的社会责任的时候，是作为一个好的案例给我介绍的。
    你刚才说不理解为什么一定要“牢牢控制”，我想是不是对所有制的问题，就像有的分析所说的那样，这里边有一种对国有资本的偏好？因为没有看到一些具体的资料，这个我需要调查研究，以后再作出结论。

    国有资本的“四条底线”

    经济参考报：哪些行业需要“牢牢控制”、哪些产业需要一般控制、哪些企业需要一般监管和引导，应该是有所区别的，国有资本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嘛。这似乎是个老问题，在理论上早已解决了，可是一到具体政策，往往被固有的偏好和情结左右。这在企业重组中也有同样的表现。

    常修泽：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么样进行产业重组，或者叫企业重组，我觉得要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领域，一个领域就是国有资本需要守住底线的领域，第二个领域就是底线以外的那部分怎么办，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我先说第一个领域，就是下一步国有资本进行战略重组，到底有几条线需要守住，我觉得有四条底线。
    第一，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应该守住，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真正的自然垄断性行业，而不是现在这种号称自然垄断性的行业，我所说的真正的意思是网络系统性的，比如像电网、通讯网、民航网、铁路网、邮政网，这一块儿需要守住。这里我可没有把“网以外”的东西包括在内。
    第三，就是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服务的行业。
    第四，就是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里边的骨干企业。
    这四条底线我个人觉得应该守住它，不应该破了这几条底线。因为，中国还是处在一个工业化的推进过程当中，为了推进工业化的进程，应该有一些自己的考量。

    不需要“一统天下、一股独大”

    经济参考报：但是，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这四条底线守住之后，四条底线之外的那么一个广阔领域，我们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思路？

    常修泽：四条底线之外的第二个领域，我认为四个字———“优胜劣汰”，由市场去检验。包括我们今天分析的像钢铁、水泥这些行业。国家不是不可以办一些大型的国有钢铁集团，因为它也属于支柱产业里边的骨干企业，国家可以搞一些大的钢铁集团，像上海的宝钢等等，但是要注意，第二个领域绝对不能搞成国有资本的一统天下，也不能搞成国有资本的这种“一股独大”。
    现在，在进行资产重组过程中，也不应该仅仅是国有资本一家孤军深入，而应该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齐头并进，可以是国有资本去收购民营企业，同时也可以是民营企业去收购国有钢厂。如果仅仅是搞成“单打一”的这种国有资本孤军深入的话，我认为，不符合中国资产重组总体的思路和格局，需要多元化。

    经济参考报：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强化政府干预，包括西方部分学者在内的不少人认为，市场机制的弊病暴露无遗，西方政府干预将常态化，甚至不排除国有化的趋势。中国在这场危机中被评为“优等生”，似乎改革的进程可以放缓了。您怎么看？

    常修泽：为了应对2008年以来这场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实际上都使出了自己的招数，像美国政府为了挽救一些大的企业集团不破产，为了避免一些支柱产业的崩溃，它也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对通用的挽救，对一些银行的挽救，等等，但是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它并不是作为一种长久的一种机制，而是一种临时的措施，就是通过政府的这种挽救措施使之能够摆脱困境，一旦步入正轨，它还要恢复金融危机之前的运行机制。所以我把这个看作是一种权宜之计。就好比说是消防队，现在你这着火了，那我用消防队去“灭火”，一旦把火灭了以后还恢复一个常态，这里边有它自己的一些运行机制。
    这场这金融危机，是以2008年的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作为标志的。到现在，恰好是一周年。这一周年的风风雨雨，大家都看到了。前一段当中我曾经说，要把这个危机变成一种改革的契机，抓住危机所带来的一些契机，我们来深化改革。因为这场危机给我们带来的思考的东西很多。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现在经济生活中的一些矛盾、问题，有一些是这场全球性的危机给引发的，是受到拖累的结果，有一些则跟我们自身经济社会生活中内在的矛盾分不开。因此，我们不能把这一切都归咎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有我们自身的一些矛盾。
    当经济增长前几年势头比较强劲的时候，或者说增长的“水位”比较高的时候，我们中国经济生活中一些矛盾被掩盖了。随着经济增长水位的这种下降，一些潜伏在深层次的矛盾开始暴露。这可以用中国的一句老话叫“水落石出”。
    那么我们看，水落之后有哪些石头出来了。我发现有几个大的石头：
    第一个大的石头，就是我们中国的增长方式比较陈旧，我们还是一种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尽管这些年我们一再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但是现在看，转变的还是相当不尽如人意。这是一种原有的粗放的方式还在惯性运作。
    第二个石头，就是产业结构的这种失衡，结构性的矛盾很突出，包括最近出现的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我也把它看作是一种结构性的问题。
    第三个更深层的是体制性的问题。就是在经济增长势头好的时候，我们体制的一些毛病、一些弊端给掩盖住了，不用改革，也似乎能够保持增长。但是，增长这个水位下来以后，发现我们的一些体制不行，比如说一些中小企业在危机面前发生破产。为什么一些中小企业在危机面前发生破产？它得不到相应的资金的支撑，为什么得不到相应资金的支持？你不是有国有银行嘛？那么多国有金融组织啊。但是，非常遗憾，在中小企业缺乏资金的时候，我们的国有金融系统虽然放出很大的水量，但那个水流不到他那个地方去。而当国有资本流不进去的时候，我们又缺乏那种普及于各个角落的民营资本的金融组织，我们缺乏民营资本的支撑，这就是体制性的问题。

    下一步改革的“线路图”

    经济参考报：您属于学者中的“改革派”，一直研究改革、呼吁改革。在您看来，下一步改革应该按照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线路图去推进呢？

    常修泽：我看这次危机给我们教训，就是我们发现了平常感触不深的一些矛盾，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那么好了，发现之后，我们就要想着改革。刚才你问，说下一步改革应该按照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线路图去推进，我觉得有这么几项是要着力提出的。
    第一个，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出现增长方式转变的这种困难？为什么老是旧的方式在那儿惯性运作？为什么一些地方出现了这种产能过剩？发现里边一个奥秘，就是我们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不合理，所以下一步要理顺这个价格，还不仅仅是或者提价、或者降价，不光是一个价格水平的调整问题，还是一个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形成机制问题。
    第二个，垄断性行业的改革。通过这一年的实践，我们看的比较清楚了，就是中国的垄断性行业改革，尽管在前些年也做了一些努力，现在看来，基本上没有破题。因此下一步，要“真刀实砍”地去推进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包括一些号称资源垄断性的行业。这里边恐怕将来要按照“四个化”的思路来展开。一个就是运营环境的商业化，包括政企要分开，价格要改革；一个投资主体应该多元化，应该让民营资本进入，要为民营资本提供一定生存的空间；一个竞争要公平化，不能出现不合理的这种竞争；一个监管要科学化，就要按照这样一个思路去推进下一步的垄断性行业改革。
    第三个，除了这两个比较大的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民营经济进入的体制性障碍问题，据我调查，有个“玻璃门”现象，就是说虽然中共中央、国务院已经在文件上制度上允许民营资本进入，但在客观上有很多障碍，“我看得见，但进不去”。
    第四个，就是相应的，我们的财政税收制度要改革。
    第五个，金融制度要改革。等等。
    下一步，我觉得，中国改革仅从经济领域来看里边空间就很大。除了经济领域，还有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资源环境体制的改革。从而，我说中国下一步可能是一种五环式改革的这么一个思路，就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制度，这五个环，把它环环相扣，形成一个改革的体制。如果这样的话，从2008年到2009这场全球性的大危机当中，我们就真正悟出了一些对中华民族有价值的东西，就能够切切实实变危机为契机，推进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