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二代”概念的提出，以及对其生存状态与心理状态的种种描摹，显然不是为了讽刺挖苦穷家子弟，而是对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现状的一次刺激与提醒，是对底层社会的另一种形式的同情。
最近网上流行一份《“贫二代”的18条标准》，提出者石述思文中认为，相对于“富二代”，“贫二代在就业方面的劣势更为明显”。（9月2日《中国青年报》）这一标准虽然不乏戏谑与调侃，却也部分再现了当今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面，道明了社会中存在的许多不公正与无可奈何。
生前穷困潦倒、死后哀名无限的著名画家凡·高曾经说过“贫穷妨碍成长”。试想，没有钱交学费，孩子就可能连好小学都上不了，更别说远渡重洋留学；没有钱买乐器，别的孩子学的可能是钢琴，而他却只能吹自制乐器。贫穷仿佛有着某种“遗传性”，由于基础环境差，得到教育少，社会资源稀缺等原因，通常“贫二代”在社会阶层的上下竞争中要比“富二代”艰辛得多。
“贫二代”概念的提出，以及对其生存状态与心理状态的种种描摹，显然不是为了讽刺挖苦穷家子弟，而是对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现状的一次刺激与提醒，是对底层社会的另一种形式的同情。如村上春树所言，“在一座高大坚实的墙和与之相撞的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对弱者的同情，更符合人的精神常态，这是一种放松并且可以安放灵魂的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同情归同情，透过其中某些标准，也不难看到种种在当下流行的针对穷人的误读。比如，面对频发的群体性事件，有人评论现在社会上存在着“三仇”心理，即“仇富、仇官、仇警”。
然而，若问任何人：这国家是否需要财富、官员和警察，恐怕无人会说不需要。准确说，那些有激烈行为与言辞被戴上“三仇”帽子的人，因为自己也想发家致富，所以他们并不憎恨富人；因为自己需要政府提供服务，所以他们并不仇视官员；因为自己希望安全，所以他们并不仇视警察。社会上时常出现的某些日常的不满甚至抗议，其所表现的是人们对功能正常社会的期许，是对功能紊乱社会的报警。
这些如果简单归咎于社会心理，或者放大某种相对极端的社会心理，既无益于解决社会问题，同时对于“贫二代”也意味着某种不公平。
社会不公平在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存在。许多人，受良知与理性的驱使，在努力弥合这种不公平，即使是在发达国家里。举例说，2002年法国便有媒体创设了“社会不平等指数”（BIP40），以监测社会是否正常运行。BIP40指数是一种显示社会不平等与贫穷状况的新指数，其所涉及的数据主要包括劳动与就业、健康、收入、教育、司法和住房。设立这一指数的目的就是为了“拨开GDP和CAC40指数迷雾，看发展真相”。
1887年，厄内斯特·拉维兹借笔底一位鞋匠之口说出这样的话，“我父亲曾一无所有，我现在有了些钱财，我的孩子如果像我一样努力，他们的财产将两三倍于我，我的孙子将成为绅士，人在世界上就是这样升迁的。”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人们合法地继承财产，积累财富，但并不继承身份，这才是最有希望的事情。
无论是“贫二代”，还是“富二代”，没有哪代人不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对于大多数家族来说，这是一幅通向未来的幸福画卷。而且，这一切只有在一个相对公正的环境下才能实现，只有公正才能让社会真正富有。在这样的社会里，“贫二代”可以辛勤改变命运；“富二代”不会被社会风潮卷走祖辈的财富，只要自己经营得当，就可以实现“公正恒久远，财富永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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