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代表在增加储蓄调整消费和扩大内需增加消费的问题上相互赞赏推崇，想来不仅仅是客气和礼貌，而是双方达成的最大共识。从贸易“适度”失衡的角度看，美国应调整过度消费的增长方式，中国应推动国内消费增长的发展模式。而想让全球经济走出危机，中美包括其他相关经济主体，都需要各自调整“适度”的失衡。　　
　　笔者昨天在本栏推论说，在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短期不会根本改变的情况下，防止美国经济，特别是全球金融领域的过度失衡，是防止经济危机再次肆虐世界的关键。而管理过度失衡就是要控制住金融业的过度失衡发展。
　　国际社会对过度失衡管理应该关注三方面的问题。
　　首先，应该推动美国政府不失时机地调整货币政策。金融市场的失衡始于美联储长时间保持低利率的宽松货币。为了拯救这次危机，美联储不但把利率调到接近零，而且启动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失业率依然没有改善，美联储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带来美元贬值，引起全球通胀，再次陷全球于危机之中。
　　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最不合理的地方，就是美国生病，全球吃药。其他国家如果没病，或者说生的不是同样的病，就会吃错了药。身体好的经过痛苦调整或能逃过劫难，比如中国；身体不好就会元气大伤，比如冰岛。
　　要解决这个矛盾，收取了铸币税，并且用发行国债替代了美元购买力的美国政府，有不可推卸的提供国际社会“公共品”的责任。为了拯救金融体系和经济危机，美国实施了空前宽松的货币政策，一当经济稳定，货币政策就该迅速调整。不能为了自身更大的甚至过度的繁荣，推迟甚至拖延货币政策的改变。特别是这一次，美联储创造了大量的货币工具，注资金融机构。一旦金融资本恢复了元气，膨胀速度比注入实体经济的资本要快得多。
　　为了防止金融资本的再次膨胀，推动全球经济重返均衡，国际社会，包括中美对话，都应敦促美国政府适时改变货币政策，行使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不可懈怠的职责。
　　其次，全球需要加强金融市场的稳定有序发展，防止金融资本的再次过度膨胀。除了对过度虚拟，过度创新，过度杠杆化的监管和约束，金融市场失衡扩大还有一个重要领域，金融资本进入商品市场炒作以套利活动为主的交易行为。大宗产品价格的大起大落是全球经济最不稳定的因素。金融资本既没有需求，也不需要供给，但是大规模进入石油，粮食，金属和其他大宗商品市场，破坏商品的供求定价的基本经济原则，导致价格大起大落，在去年全球经济形势的风云变化过程中，金融资本在油价上的推波助澜行为肆无忌惮。如果没有多种约束条件去限制，全球金融市场的过度失衡会迅速卷土重来。
　　第三，敦促美国管住财政赤字，保持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过度虚拟的美元购买力的泡沫破灭后，美国国债成为美元购买力的“最后替代品”。以美国政府的信用为价值提供的对美元购买力的保证，支持美元本位的国际地位。美国政府今年的财政赤字超过GDP的10%，累计财政赤字，很快将突破GDP的100%。巨大的财政赤字和直接透支中央银行购买国债的行为，使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通胀担心被强化，美元贬值的压力加大。
　　美国的国债60%以上是由石油美元，欧洲美元和亚洲美元持有。特别是中国，持有美国国债已经超过8000亿。从某种意义上说，“外国美元”成为拯救美国经济的主力军团，也成为当前美元本位的维护力量。
　　从中长期来说，鉴于美国财政政策的过度失衡，美元将来的有效汇率会大幅贬值。按照美国国会的逻辑，大量持有美国国债或者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国家的本币，就要受到升值的压力。这就是为什么人民币从2004年开始受到强大的升值压力，将来美元需要贬值时还可能会受到压力的主要原因。国际社会应该推动美国政府注意改善财政赤字的重大失衡，特别不能透支央行印票来购买国债。而美国政府也当如它所承诺的那样，真正维持与美元匹配的强势美元的政策。不要将来本国经济严重失衡需要调整的时候，故伎重施，利用美国国会再次给人民币或者其他的货币施加升值的压力，转嫁本国经济失衡的矛盾，困扰全球经济的均衡运行。
　　中国政府应该坚持，经济恢复正常运行后，美国对人民币施加升值压力也是没有道理的。在美元本位的国际体系下，中美以及美国与其他经济主体的双边贸易失衡应是常态。只要汇率稳定，各自失衡“适度”，全球贸易达到均衡，全球经济秩序就该是平稳的。双边适度贸易顺差，不是人民币升值的理由。
　　特别重要的是，各国贸易失衡，不完全是汇率的问题。欧元，日元对美元都是浮动汇率，但是欧盟和日本对美国都长期保持了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浮动汇率并没有平衡多边和双边的贸易失衡。实际上，国际贸易是需求而不是供给主导的，美国巨大的、过度消费的市场，使欧洲和日本的商品“有口可出”。消费需求“市场”应是主导双边贸易的决定因素。
　　中美贸易失衡扩大，当然也是需求主导的。举两个例子。这次危机中，中国经济大幅下滑，最重要的因素是出口受阻。当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欧洲消费市场萎缩，进口大幅减少，中国库存增加，产能过剩问题凸现，工业增加值大幅跳水，经济增长大幅下滑。可见没有需求，供给能力根本不能实现。需求是失衡的主导因素。另外，2004年，中国开始着手调整产能过剩，但是2005年国际钢铁的需求大幅增加，不但吸收了中国的过剩产能，还把中国钢铁产量推到史无前例的6万亿吨，使2004年的调整流产，这也加剧了这次全球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本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两国代表在增加储蓄调整消费和扩大内需增加消费的问题上相互赞赏推崇，想来不仅仅是客气和礼貌，而是中美双方达成的最大共识。从贸易“适度”失衡的角度看，美国应调整过度消费的增长方式，中国应推动国内消费增长的发展模式。想让全球经济走出危机，重返“一般均衡”，中美双方包括其他相关经济主体，都需要把各自的过度失衡调整到“适度”失衡的水平。（作者系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