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应对金融危机中，衡量我们应对成败的因素很多，但有一点必须承认，我们所有的应对策略，最终能否真正提振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需、特别是以居民消费稳定增长的内需，才是一个最重要标志。

    消费长期不足应从体制和政策方面找原因

    居民消费不足的原因，我认为至少有三点值得关注：
    一是政府的分配结构不合理。目前我们存在的消费不足、特别是消费占GDP比例不断下降的现象，反映了我们分配格局中的潜在性问题。如有资料表明，和前十年相比，我们的消费占GDP的比例已经由50%多下降到48%，如果去掉公共部门的消费，居民消费实际上已经下降到35%左右，这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了。这一现象说明，在整个利益分配的这块大蛋糕中，国家、企业、个人分割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我们不但没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向个人倾斜，反而过多地向政府倾斜，这是导致我们的消费占GDP比重不断下降的直接原因。
    二是社会分配的非制度因素导致分配格局的严重变形、扭曲。在整个财富的分配过程中，除了分配结构总体上有明显的不合理因素之外，还有很多非制度因素的影响，如权力等。现在有一种说法，说中国的财富正在源源不断地向三方面集中：从社会和政府来讲，财富不断向政府手中集中；从劳和资来说，财富不断向资方手中集中，一个国有企业的老板，动不动年薪几百万，和普通员工形成巨大的反差；从普通行业和垄断行业相比，财富源源不断向垄断行业手中集中。有资料显示，2008年，我国的九大垄断行业，就业人口只占总就业人口8%，但是拿走了全国福利工资的一半。在社会财富分配过程中，我国目前出现的严重非制度因素的影响，如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等，已经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应该引起高层的关注。
    三是政府和垄断行业与民争利的问题非常严重。这也是社会消费不足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试想一下，当一个政府想利用手中的公权力与民争利的话，那是多么易如反掌，因为你手中掌握着规则制定权；同样当大量垄断行业背靠政府，实施垄断，普通民众肯定是无可奈何的。如果我们不能从目前消费不足的表象后面看到问题的实质，找到体制和政策方面的深层次原因，就很难对症下药。

    应对金融危机，要敢于解决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

    在这方面，目前最需要做的事情，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要从结构上调整我国的分配格局，在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中确立合理的分配比例，其原则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应该逐步向个人倾斜。在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层面，要及时调整现行的财税体制和税收政策；在社会层面，要建立和健全企业职工和企业主的利益博弈机制。而这方面的变革，仅仅靠经济方面的政策调整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政治、社会层面的改革。
    第二，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特别是要加快解决民生问题，这样才能提高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前天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决定，在全国2000多个县中，10%的县要搞实现社会保障试点，这就是很关键的举措。需要尽快组织实施，总结经验，力争推广，要给老百姓信心。
    第三，我们的各级政府不但不能与民争利，还要向社会让利，并加快自身改革的步伐和力度。要下决心推进三公消费的改革，把居高不下的行政管理费开支真正降下来；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步伐，降低市场准入的门槛，让民间资本进入更多的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方面的改革能走多远，有多大的力度，将直接决定整个社会分配格局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