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财富》杂志在每年的7月初公布“世界500强”，这成为全球企业界的一个惯例性事件。7月9日，《财富》按例发布了今年的排行榜。这次，中国大陆有35家企业入榜，其中，中国石化以2078.14亿美元的年销售额排名第九，首次闯入前十强。
中国内地企业第一次被计算入世界500强，是在1989年，入选的是中国银行。到2008年，在这个榜单中的中国企业达到25家，其中，中石化以16名的座次排名最高。
每每在这样的时刻，一个话题就会在媒体上被讨论一次：为什么上榜的多是国有企业，解决了中国80％就业的民营企业何时可以进榜？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几乎清一色是中字头的垄断型国有企业，这一次也不例外。在2008年的入榜企业中，第一次出现了来自非垄断行业的中国企业――联想集团，它以167亿美元的年销售额排在499位。不过，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联想还不是一个纯粹的民营企业，中国科学院仍是大股东，用董事长柳传志的话说，“联想是国有股份制企业”。去年以来，联想国际报亏，在今年的榜单上不出意外地滑落。替代联想成为新的入榜民企是江苏沙钢，这是一家非常神秘的钢铁企业。
民营企业之所以难进500强――或者说难以长大，是一个制度性的难题。在全世界所有施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中，中国是少有的以所有制性质来分配公共资源和政策资源的国家之一，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受到了不同的政策待遇。以汽车业为例，中国在1978年就允许德国大众在上海设立工厂，而民营企业拿到第一张汽车生产牌照则是在2000年。一直到今天，在金融业、重化工业、航空业、传媒业等众多领域，民营资本还是不得其门而入。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如此描述说：市场准入限制多，政策不平等。一些行业和领域在准入政策上虽无公开限制，但实际进入条件则限制颇多，主要是对进入资格设置过高门槛。人们将这种“名义开放、实际限制”现象称为“玻璃门”，看着是敞开的，实际是进不去的，一进就碰壁。
从企业史的角度看，中国的企业变革出现过戏剧性的反复。早在1996年，国家经贸委曾经出台过一个文件，宣布将支持宝钢、海尔、江南造船厂、北大方正、长虹和华北制药厂在2010年进入世界500强。之所以选择这六家企业，是因为它们具备了与国际性同行竞争的市场能力，并且有优秀的管理团队。以今视之，这个文件后来是被放弃了的，2010年将近，上述6家企业只有宝钢进入了500强。究其原因是，在1998年之后。国家的企业改革政策出现了大转变，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领域中坚决撤出，大量聚集到上游的能源和资源型领域中，海尔、长虹和北大方正等企业自然不再是重点扶持的对象。几乎也就从这时开始，中国改变房地产政策，地产崛起，与之相关的钢铁、煤炭、水泥等上游产业复苏，中国的产业经济由轻型化向重型化转移，而这与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形成了配套性效应。
在经济重型化的转移过程中，民营企业显然成了被日渐边缘化的一个利益集团。国有资本在经济成长中的权重和获益率越来越高。一些冒险进入到垄断行业的民营企业则受到了政策的歧视和惩罚。2006年，民营企业的“思想家”冯仑撰文认为，“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架桥。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
很显然，只有“做点小买卖”才能自保的企业，是不可能进入世界500强的。即便进入了一两家，也仅仅是一个偶然性事件。
在2008年之后的本轮宏观调控中，我们看到，中央政府的四万亿元投资计划以及巨额新增贷款仍然投入到了国有企业聚集的“铁公基”领域，民营企业罕有得益者。这是一个让人黯然的景象。
《财富》杂志的500强排名，是以年销售额为主要依据的，因此，能够入榜者，大多为能源、重化、重工及金融企业，而在这些领域中，国有企业几乎占据了绝对的垄断地位。所以，民营企业能否进入世界500强，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尚有待经济政策的改革。
一个可悲的、几乎可以预言到的事实是：明年的这个时候，当《财富》杂志发布新的500强排行榜时，我还可能要再写一篇类似的专栏。（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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