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我国名义利率仍处于高位

    ●全球增发货币可能引发的通胀主要是“资产型通胀”

    ●防止过剩生产能力膨胀需要财政政策配合

    ●潜在的通胀危险来自于油价推动的国际粮价再次暴涨

    ●切忌把“流动性过剩”等同于资本过剩

     2009年年中，一方面，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向好迹象；另一方面，担忧全球以致我国出现通胀的声音也不断出现。很多人质疑，我国2009年上半年信贷规模高速扩张的货币政策是否应当持续。其中，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正在导致资产“泡沫”的、全球增发货币会导致货币严重贬值的、信贷规模膨胀会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声音最为强烈。这种“未雨绸缪”的认识是有必要的。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通胀甚至滞胀的风险的确有所孕育。但当前货币政策是否已经与通胀之间形成了必然的因果关系？有以下认识。

    一、迄今我国名义利率仍处于高位

    我国货币政策是否过度宽松，不仅要从货币供应量、贷款规模看，而且要从实际利率是否真的造就了低廉的资金成本角度看。
    2009年5月，我国的存款基准利率为2.25%，贷款基准利率为5.31%；与2008年同期相比，存款利率下降了1.89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下降了2.31个百分点。但这仅为名义利率。
    2009年5月我国的CPI同比增长为-1.4%，考虑通胀因素，同期存款实际利率为3.65%，贷款实际利率仍达6.71%。国民经济运行的资金成本并未真的大幅下降。
    不仅如此，2008年5月我国的CPI为7.7%，该期存款基准利率为4.14%，贷款基准利率为7.47%；考虑通胀因素，该期存款实际利率为-3.56%，贷款利率为-0.23%。比较可知，2009年5月我国名义利率虽然同比有所降低，但实际利率同比反而是上升的。其中存款实际利率上升高达7.21个百分点，贷款实际利率也上升了6.94的百分点！与去年同期相比，我国目前国民经济仍处于高利率的影响下。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政策的力度不是过头，而是不够。

    二、全球增发货币可能引发的通胀主要是“资产型通胀”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货币相对于资产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而不是CPI，居民消费价格)来说实际上发生了极为严重的通货紧缩，即币值大幅升值。美国道琼斯指数从2007年10月11日14198点的历史高位下跌至2009年3月2日的最低点6763点，跌幅达52.37%；香港恒生指数从2007年12月14日的31638点下跌至2008年10月27日的最低点10676点，跌幅达66.26%；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从2008年7月11日的最高价每桶147美元下跌至2009年1月14日的最低点每桶36美元，跌幅达75.51%！
    本次危机的本质并非是资产价格下跌，而是钱本身变得太贵了。在一定意义上说，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实际就是一次货币危机。全球货币体系相对于股市、债市、汇市、期市、油市以至楼市的价格体系来说出现了严重失序。目前各国央行增发货币的实际目标，不过是纠正这些市场中价格暴跌下的货币过度升值。
    如果说当前一些国家的货币增发将导致通胀，那么与此前的相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来说的币值缩水不同，这是一种特殊的“资产型通胀”。这种资产型通胀是必要、必须和迫切的。没有这样一个“矫枉”，全球的投资者就将面对没顶之灾。在产权高度市场化的发达国家，由于资产价格大幅下跌，从而企业的总资产大幅缩水，不仅股权持有人的财富在迅速“蒸发”，更为严重的是，企业负债率的急剧上升，导致债权持有人的风险也在急剧增加。如果这种“资产缩水而债务不缩水”的矛盾继续趋于激化，全球大企业中，美国“通用汽车”式的因资不抵债破产或被迫进行债务重组的案例就将层出不穷。国际大资本就得重新“洗牌”。由此一来，不仅世界经济复苏将更加遥遥无期，而且全世界的政府财政都得被这样一个“陷阱”拖垮。

    三、防止过剩生产能力膨胀需要财政政策配合

    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要使“保增长”的短期政策与调整产业结构、防止过剩生产能力膨胀的中期目标相结合，关键不在于收紧货币政策，而在于财政政策，特别是与产业政策相结合的中期财政政策应有更大的作为。
    国际上有成功经验可循。在上世纪整个70年代，日本面对的是1971年美国放弃“金本位”的“新经济政策”和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制”解体引发的日元持续大幅升值，是1973年和1979年两次世界石油危机引发的能源价格暴涨和世界经济衰退。但日本不仅没有因此陷入停滞，反而实现了加速经济赶超，产业结构从重化工业型态升级到高加工度型态和资源节约型态，外向型经济从价格竞争阶段成功过渡到非价格竞争阶段，一举成长为世界经济强国。在日本这一段的中期政策体系中，财政手段发挥了极大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在重要基础产业实行促进主体技术、工艺、设备换代更新的加速折旧政策；对淘汰过剩产能或技术寿命、经济寿命已经完结的固定资产提供财政报废补贴或政府收购(即产业退出政策)；在竞争效益和规模效益中坚决选择集中优先，对兼并、重组提供政策贴息的产权金融支持等。这些经验是值得我们在应对本次危机的政策体系中认真研究和努力借鉴的。
    在“保增长”中，货币政策只能保“量”、保速度、保扩张；而保“质”、保升级、保效益，要靠能够直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财政政策。

    四、潜在的通胀危险来自于油价推动的国际粮价再次暴涨

    当前，我国并非没有出现新一轮通胀的危险。但这个危险并非来自于迄今的货币政策，而是来自于国际油价。
    我国在2007年到2008年上半年的通胀明显是一种输入型的通胀，是国际粮价暴涨引起的基本消费品价格上涨导致的。
    在过去几年中，我国实际上并不缺粮食。2005到2007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分别为4.84亿吨、4.98亿吨和5.01亿吨，2008年更创下5.29亿吨的历史最高记录。正常情况下，我国只要有4.7亿-4.8亿吨的年产量就可以实现粮食市场的供求平衡。1998年，我国粮食产量曾达5.07亿吨；此后，过剩的存粮曾导致粮价持续数年在低位运行，以致我们不得不采取“敞开收购、顺价销售”和“一退三还、坡地休耕”等政策来恢复粮食的合理价位。在我国粮食供给明显过剩的情况下，2008年上半年之所以出现粮价上涨，是因为国际粮价在暴涨。在2008年上半年，国际粮价甚至达于我国国内粮价三倍的程度！
    2008年的国际粮价暴涨是石油价格暴涨推动的。当石油价格涨过每桶60美元时，从粮食中提取生物酒精就变得有利可图。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的金融化、资本化、虚拟化，导致价格形成机制已经完全脱离了实物层面的供求关系，而取决于过剩资本在虚拟市场的堆积程度。国际垄断资本、国际投机资本和国际金融资本联手推动油价持续上涨，化石能源变得过度昂贵，大量粮食就被买去炼油，粮价就呈现为完全脱离其生产成本的持续上涨。
    当前，国际油价已再度越过了用粮食提取生物酒精的价格临界点，即每桶60美元。且目前看，国际油价继续上涨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果油价继续攀升，2009年下半年很可能出现新一轮国际粮价上涨，从而在我国形成新一轮的输入型通胀。可能导致我国出现通胀的真正危险在这里。

    五、切忌把“流动性过剩”等同于资本过剩

    经济学常识，通胀确实和流动性过剩密切相关。正因如此，在2007年到2008年上半年，人们多把当时通胀的原因归结为“流动性过剩”。当前，当全世界再度出现普遍性的通胀预期时，人们质疑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很自然的。
    但有必要指出的是，不能把短期的流动性过剩等同于资本过剩，不能把流通过程中的“钱太多”等同于特定发展阶段的社会积累能力“过大”，不能为抑制流动性而伤害经济体的均衡扩张过程。
    本次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过剩；在于发达国家长期累积起来的大量货币资本在实业领域找不到有利的投资领域和足够容纳的领域，从而涌入虚拟市场，由此形成了过度杠杆化的“多米诺骨牌”阵。
    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高潮中，也就是城市固定资产、工业固定资产大量形成的过程中。从长期、整体看，我国远未到资本过剩的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上，国民经济的稳定性主要取决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张的均衡性；国民经济运行的质量主要取决于社会物质生产能力的质量。因此，过度夸大流动性过剩，以不适当的政策伤害仍处于积累和资本短缺阶段的经济体，必然导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频起频落、大起大落。我国的货币政策调整，一定要建立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

(作者为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