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央行日前在其网站上公布了今年一季度货币量和信贷增长情况。此前市场对中国的信贷和货币量的巨大增长也均有预期。3月份信贷新增1.89万亿元，增幅达到了历史性最高值29.78%。
从本轮信贷剧增，至少可以从中察觉到一些重要的信息。一个是信贷增长中的“数量质疑论”往往是一些希望通胀促使资产价格上升的人士，他们认为信贷其实发放得并不多，相当部分是“票据融资”或者是“存贷循环虚增”，他们希望继续保持“超级宽松”的势头。
另外一个是中国的商业银行在中国经济遭遇世界性金融危机冲击下，尚没有完全转型到应然的“风险－收益对称”模式。例如，1997年之后实施的行长对坏账的负责制、“坏账上追二级”基本上实施没有完全到位。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防止商业银行发生过去的“惜贷”现象，导致信贷不能顺畅地支持经济增长。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这纠正了商业银行在市场自发机制下的“信用收缩”，但也自然地会带来信贷剧增的隐忧。
第三个信息是，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主要是通过国企、银行和地方政府来实施的。中国一直在提高市场主体的杠杆率，因为经过重大改革的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还是能够遵循一些重要的信用投放规则的，例如项目资本金约束（有了资本金才能“撬动”对应的信贷，这也可以称之为“杠杆率”）。而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面临最大的授信困境之一就是资本金不足，于是中国政府通过代发地方债来充实地方政府的资本金，通过许可并购贷款来提高企业自有资产。
奥地利经济周期学派会为我们提供有益的视野——我们应该更关心中国信贷剧增、财政刺激计划实施造成的相对价格变化以及不同人群（底层、经济强势权力层、以及工薪阶层）的实际货币余额变化。用奥地利学派学者ISRAEL.KIRZNER话说，“更关心这种市场过程带来的‘变异’”，比如我们关注的是，信贷增量可能会让资源更多地聚集在一些强势上游部门（钢铁、石化、房地产）身边，可能由于终端需求不足，下游（出口制造业、农业）继续保持萎缩状态，无法接纳上游的转嫁，于是上游形成“消化库存—产生新库存—又去库存”的尴尬怪圈，并催生出通胀。而这种可能的通胀发生于全社会收入流下降之际——从这一角度，我们现在就需要重视这种可能发生的情况。
另外，央行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外贸顺差收窄很快，外汇储备增长幅度也急剧降低。国家总理温家宝近日指出，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中国经济仍面临很大困难，归结于一点就是外部需求减少，出口下降幅度比较大，影响出口企业、外向型工业和外向型地区。这造成企业利润下降，财政收入减少。
的确，美国、欧洲以及其他外部世界给中国提供的未来出口空间非常有限，净出口对中国GDP拉动贡献将会下行。这些国家并无强烈的意愿用巨大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相反他们更愿意享用对华出口空间来平衡其贸易。
温家宝总理指出应该“密切跟踪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制定新的应对方案”。的确，以上的情况令我们需要积极应对，对于信贷带来的隐忧，我们需要积极重视，以防通胀“反转”可能发生，这是必要的未雨绸缪。更深层次的，还需要以完善社会保障、改善民生、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为主，重点通过改善民众生活为扩大内需创造有利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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