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这场经济衰退还远远没有见底。欧美的实体经济危机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就会演变成社会政治危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中国在提防发达国家转嫁危机的同时，还应防范内生型金融危机。

中国应对金融危机有几方面优势

　　郑永年说，西方国家在很长时间里只批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并对这些国家的金融改革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但它们却忘记了自身的改革，从而使毫无节制的银行自由化最终造成今天如此深刻的金融危机。在目前情况下,由于缺乏一些必备条件，今天的西方国家效仿“罗斯福新政”不会收到明显效果。全球经济危机远没有结束，而西方国家目前所做的还是救火，但火势仍在蔓延，何时熄灭尚无定论。
　　郑永年指出，中国应首先看到自己体制的长处。这里有几点非常重要：一是中国是多种所有制（国有、集体、民营、中外合资）并存，保持这种混合经济之间的平衡对中国执行政策很有利；二是外向型经济与内向型经济的平衡与有机结合，也就是说，中国在大力出口的同时注意到应进一步扩大内需；三是政府与市场结合；四是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保持平衡。

应“内外兼顾”防范内生型金融危机

　　郑永年认为，中国目前实际上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中国面临的主要是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而出现的实体经济危机。也可以再进一步说，中国的实体经济危机也是局部性的，是中国内部区域性实体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珠江三角洲等以出口为导向的地方经济体。
  中国很多地方经济体，尤其是那些以内部需求为导向的经济体并没有面临很大的问题。
　　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应从“内外兼顾”两个方面慎防内生型金融危机，即一方面要防止其他国家的金融危机波及中国金融系统或者被其他国家转嫁危机，另一方面要防止现在所使用的应付外来金融危机的手段和方式触发自身的金融危机。
　　郑永年说，中国基本上能免于危机影响，这主要得力于中国金融体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大力度改革。中国抵制了西方的压力，没有进行西方式的金融自由化。在此过程中，中国借鉴各国经验确立了一套比较有效的制度来规制银行的行为。不过，若要有效应对实体经济危机，中国就必须把重点放在投资不足的领域，即基本社会制度设施的建设方面，包括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等。

应注意建设人民币基础货币地位

　　郑永年认为，在国际、地区及国家层面，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定位。在国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如何改革非常重要。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定不能干预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
　　在地区层面，中国一定要亚洲优先，因为中国首先是亚洲国家。中国一直在追求世界经济的多极化，中国与亚洲未来肯定会成为一极。中国在发展亚洲经济上要扮演更大的角色。在国家层面，中国自己本身就很重要，中国货币非常重要。中国应当追求的是国际金融和经济体系的多极化。要追求金融多极化，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促使人民币成为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基础货币。
　　郑永年说，欧元不是主权货币，因此今后很难很快强大起来，而中国的人民币则是主权货币，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人民币作为另一种基础货币的可能性也会越来越大。中国要有一个全盘的计划朝这个方向努力。中国当然并不拒绝亚洲货币亚元的产生。但过去很多年的经验表明，亚元的产生存在着不可跨越的政治障碍。
　　郑永年认为，如果只有一种基础货币，不管存在着怎样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也难以对美国构成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制约和监管。只有三种甚至更多的基础货币同时存在时，才会构成互相制衡的局面，才会造就一个比较公正的国际金融和经济秩序。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币作为一个区域货币的作用正在不断加强，人民币有条件成为一种基础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