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G高管的高薪当初红字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奥巴马起初的一再宽容，就是陷落于“社会道义”和 “制度正义”的两难困境。其实当初签订的合同并不完全，加上奥巴马政府对AIG公司的大规模救济，实质上已经改变了AIG原有的合同环境，更需要一个事后的再谈判机制来解决新问题。

　　雄心勃勃的奥巴马一上任，就立马推出以“限薪令”为前提的美国金融援助计划。AIG接受了政府上千亿援助，却拿着给自己增加福利，无疑把高管道德风险问题又一次推上了风口。各方人氏都谴责AIG的行为，共和党议员保罗·霍德就认为， AIG如今完全成为了“傲慢(Arrogance)、无能(Incompetence)和贪婪(Greed)”的代名词。而AIG首席执行官爱德华·利迪在出席国会听证会时说，他当天早晨已经私下呼吁员工返还奖金，其中金额高于10万美元者被建议返还“至少一半”。但他同时表示，公司与员工间的奖金协议仍然“应该得到遵守”。
　　其实， AIG与其说是傲慢、无能和贪婪，还不如说是“美国矛盾加速器”（American Illogicality Gatherway）的新代名词。奥巴马最愤怒，一则是因为AIG高管对奥巴马在治理危机所需的政治权威的极大挑战，二则是天底下哪有人会愿意借钱给一个濒临破产的落魄企业家去高级场所吃喝呢？
　　可能还有些在一边看好戏的人会觉得AIG高管很委屈，明明是市场的原因怎么怪上他们的能力不佳。他们的高薪当初就红字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而奥巴马起初对AIG的一再宽容，就是陷落于“社会道义”和 “制度正义”的两难困境。
　　AIG股东与AIG高管之间存在着非常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尽管这些股东很专业，也非常熟悉业务，但实际上他们并不能知道这些高管尽到最大努力之后的最优业绩点会在哪里。而且，股东的目标和高管的目标并不一致，一方要利润最大化，而另一方则可能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需要为了解决股东和高管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股东会主动和高管事先签订一个合同，规定他们在下一个年度中需要努力完成的销售额或者利润。同时，也告诉他们一旦超额完成任务，将得到丰厚奖励。
　　这样，股东和高管之间的矛盾在表面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但这里还有一个基数的确定问题。代理人明白他自己的努力程度以及可能完成的业绩点，而委托人并不知道这些私人信息。实际上，代理人对于市场风险是无法控制的。比如，某公司经理认为今年年成比较好，应该能做到10亿利润。当然，一个合理的机制就应该让这位经理报出10亿利润额。经理一旦报出这个基数之后，会努力地向这个方向努力，但天有不测风云，突然遇到经济危机，公司业绩急剧下降，这样下去是拿不到原定的奖酬。为此，高管肯定会在股东面前喋喋不休的，抱怨年成不好。而一些有经验的高管通过签订合同的事前权力，为自己构造一个“金降落伞”，以防各种不测风云。
　　而这也恰恰说明一点，当初签订的合同并不是完全的，无论是从股东，还是从高管的角度出发，都是需要事后的再谈判机制来重新解决。加上奥巴马政府对AIG公司的大规模救济，实质上已经改变了AIG原有的合同环境，更需要一个事后的再谈判机制来解决眼前的棘手问题。
　　但是，政府也知道他们当初的那个合同规定，因此不得不私下咨询一下经济学家,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会比较好。一直在政府部门得势的经济学家会告诉政府说，你可以征收报复性税收，让他们的钱重新吐出来。而另一位经济学家则辩解，这样循环往复地“救助——报复性征税”劳财伤命，非但起不到任何经济救市的效果，反而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压力。因此，我们还不如从源头开始找起。实际上，现代经济学的合同理论已经解释得非常明确，股东和经理签订的那个根本不是完全合同，并不是所有的条款都能明确写在合同之上。一旦事后出现一些未加预料的、不可测风险，股东和经理人还不如再坐下来谈判新的合同。
　　尽管世人无从得知当初AIG高管是如何胁迫AIG股东签订这个“金降落伞”合同的，或者是AIG股东为了留住他们的高管团队故意留下这个完美的“陷阱”，但无论如何都可以明确，这一看似完美的合同都有重新再谈判的必要。
　　而今看来，当初信誓旦旦、驰骋国际金融市场几十载的AIG大鳄们也是纸老虎而已。尽管很想，但还不至于明目张胆地反抗奥巴马的“限薪令”。其实，AIG闹出这出“高薪门”事件更像他们的一次“试水”。很显然，他们非常清楚他们的弱点和优势。不过，奥巴马如果对他们这种“试水”行为置之不理，不给予合理的回复和再谈判，那么就得注意了。如果没有正当得法的监督手段，那么这些大亨们就有可能会将上述手法更加隐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