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近日沸沸扬扬的五一长假之争，国务院办公厅昨日拍板，要求严格执行《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并认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09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这实际上对个别地方酝酿推出的“山寨版”黄金周泼了瓢冷水。

　　国办回应的意图很明显，即维护中央有关政策的权威性和连续性。从权威性而言，国务院作出的放假办法和安排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任由各地变更、各自为政；从连续性来说，政策忌讳翻来覆去、朝令夕改，否则会让民众无所适从———有关办法刚刚颁布一年多，又变相恢复五一黄金周，正如一些论者所说，政策岂不成了一把随意收放的“折叠扇”？
　　但是，国办也仅仅是对个别地方政府的有关做法作出回应，却并没有对黄金周之争背后的有关民意作出回应。
　　广东等地方酝酿的五一黄金周方案，是否回应了民意诉求呢？表面上看似乎是。有关网络调查显示，90%以上的网民赞同恢复五一长假。但这未必就是真实民意，而只是公众在法定休闲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之下的一种无奈选择。而真正的民意是，让已有的休闲权利能得到充分保障，同时希望休闲权利能进一步提高。
　　因此，与其说广东省的黄金周方案顺应和符合了民意，不如说是利用和驾驭了民意。当然，地方政府要完全回应真实的民意诉求，恐怕也无能为力。
　　实际上，这样的民意已经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因为归根结底，民众休闲权利的提高与一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是相辅相成，水涨船高的。用经济学语言来讲，相当部分国民已经到了想要追求更多休闲权利的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以下，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即随着可支配收入提高，休闲的时间变得越来越昂贵，于是人们更多地选择工作而放弃休闲；但是在这个临界点以上，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即随着收入提高，人们已经不再为衣食所忧，越来越愿意选择更多的休闲，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
　　因为法定的休闲权利尚且得不到充分保障，这样的民意诉求似乎就羞于启齿：为什么不可以有更多的假日和更多的休闲权呢？为什么一定要在捉襟见肘的放假天数这个“螺蛳壳”里做“黄金周”的道场？为什么就不能做大国民休闲权利的蛋糕，让国民享受到更多的社会福利和发展成果？
　　当然对农民工等群体来说，他们连既有的休闲权利都得不到保障，遑论更多。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能拼命工作保住饭碗就不容易，追求更多休闲成为一种奢望。这要求政府一方面通过监管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保障他们的休闲权；另一方面，则要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方面尽到更多的公共责任，以奠定他们追求更多休闲权利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