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危机挑战改革

　　这份以“危机挑战改革”为题的《2009’中国改革评估报告》，是中改院编写出版的第5份中国年度改革评估报告。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发展转型的双重挑战。过去30年的实践证明，无论面临的挑战有多艰巨，困难有多严峻，只要深化改革，就能有效应对危机，破解难题，减少压力，促进发展。怎样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走出一条以内需为基础、短期和中长期兼顾、标本兼治的新路子，是方方面面对下一步改革的热切期盼。
　　为此，我院在年初开始，组织编著了这份年度改革评估报告。这份研究报告的形成是各位编委与我院研究人员利用春假前后的两个多月时间，加班加点经过反复讨论的结果。本报告有五章：第一章，分析国际金融危机与国内经济全面转型双重压力下改革面临的新形势，讨论改革下一步的重大任务；第二章，分析短期内保增长和中长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改革需求，提出市场化改革的“一揽子”建议；第三章，分析应对危机对社会体制改革的新要求，提出以积极的社会变革化解经济压力的思路和建议；第四章，讨论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如何把握历史性机遇、实施更为积极的对外开放战略；第五章，讨论反危机中的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的几个重大问题。最后，简要分析新阶段改革的总体态势和基本特征，提出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建议。
　　我认为，主动地布局下一步改革，以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化危机为转机，已成为当前急迫的全局性问题。
　　1. 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改革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报告对危机的判断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危机前所未有；危机的影响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的；危机的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中长期的。
　　2. 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日趋加深，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需要全面提速。实体经济领域暴露的突出问题集中反映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严重滞后：以投资驱动为主的增长方式已经到了难以为继、非改不可的地步；我国通过出口化解国内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空间明显缩小。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已成为我国新阶段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和主要任务。
　　3. 面对金融危机与增长方式转型的双重压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三大突出的体制性矛盾。(1)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某些经济领域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矛盾。1995年我国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由于资源要素等领域市场化改革的滞后，体制上缺乏应有的激励和约束，转变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举步维艰。(2)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与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矛盾。进入新世纪，我国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全社会全面快速增长的公共需求同基本公共产品短缺这一突出矛盾不解决，消费低迷的状况就很难从根本上改观。(3)政府作用的有效发挥与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相对滞后的矛盾。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实现社会公共需求转型的关键是政府转型。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成为新阶段改革的关键因素。
　　4. 推进“一揽子”改革，为“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提供体制保障。提振全社会的信心，需要在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出台的同时，加快推出以以下内容为重点的“一揽子”改革方案：(1)以市场化改革破解增长方式转型的难题。(2)以积极的社会变革缓解经济压力，防止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双向传导。(3)抓住历史性机遇，实施更为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4)加大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力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预见性、前瞻性，形成政府与市场、社会应对危机的合力。

　　常修泽：以改革保增长　以增长促改革

　　我谈三点，第一，如何把握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这场改革是对中国生产力的一个极大的解放。解放，就是解开束缚，释放能量。今年是新的三十年的开局之年，恰好又赶上席卷全球、正在蔓延的这场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的态势之下，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当中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如何有效地制止经济的下滑。
　　那么在这样一个保增长的态势之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怎么推进，就成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一方面，通过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来进一步释放能量，通过改革来促经济增长，同时，通过保增长，顺势来推进中国自身的改革，就是发展倒逼改革。大家知道这场席卷诸多地方的金融危机对我们国家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当然中国的问题，有国际大势的影响，有金融危机的拖累，但是跟我们经济社会自身的矛盾是分不开的。当中国经济增长的水位比较高的时候，我们社会生活内部的一些潜在的矛盾往往容易被掩盖住，而一旦这个经济增长的水位降低之后，潜伏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就逐步地显露出来，这叫水落石出。
　　这个石有好几块，比如说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问题，还有中国经济中的制度性的问题，或者叫体制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有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呢？它和我们体制里的哪些东西有瓜葛呢？我们经过深入研究，发现和我们现在的资源产品价格的不合理及其资源价格的机制有内在的联系，因此要扭转经济增长方式，要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增长，不可避免地要推进资源产品的价格改革，诸如此类。这次写改革这部分，就是立足于既要解决眼前的增速下滑问题，又要试图解决中长期的增长方式的转变和我们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既要解决一些表层的问题，也要解决深层次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所以叫长短结合、标本兼治。
　　第二个问题，在新的条件下，到底下一步怎么样推进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书里重点写了六个方面的改革，第一个是资源产品的价格改革，第二个是垄断性行业的改革，第三个是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一些制度性障碍的改革，第四个是农村体制的改革，第五个是财税体制的改革，第六个是金融体制改革。大体上从内容来讲，跟《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大体上的框架一致。把资源产品的价格改革放在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之首，是因为我们现在经济生活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与资源产品价格有密切的关系，这是推进改革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比较好的现实结合点，也是下一步推进改革，特别是从保增长角度促进改革的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这里我们做了一个理论上的探索，资源类产品价格的改革背后深层的理论支撑是资源环境产权制度，要建立我们中国的资源环境产权制度，包括资源环境的产权界定制度、产权配置制度、产权交易制度和产权保护制度。垄断行业的改革，在我们看来是中国目前经济领域改革的一个比较滞后的领域，尽管竞争性环节进展稍微快点，但是垄断行业还是一个掣肘因素，还是我们改革中的一个短板，因此资源价格之后就是垄断性行业的改革。
　　最后一点，因为我们在改革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既得利益集团里的阻碍力量的掣肘，因此也有一个从改革本身来讲，如何超越、如何来摆脱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的问题，提高改革的协调性。

　　孙立平：四项措施　重建社会秩序

　　这场金融危机发生在我国经济由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过渡的阶段，1997年前后，内需不足、市场疲软，2005年这个问题又更加突出，到今天，这个问题在美国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就显得更为严重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这场危机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更多的是长期的问题。短期的问题比较好办，我们的体制有处理短期问题的能力，但是真正的挑战是在长期。我说的长期的意思，是我们走向耐用消费品的阶段也就是走向新的经济时代，需要有一个新的社会来支撑。我们回顾一下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罗斯福新政培养了一个以中产阶级为支柱的社会，用新的社会来支撑一种新的消费方式，支撑一个新的市场，最后使得这个社会过了这个坎儿，我觉得这是我们将来面对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提出的挑战既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何变革我们的社会、改造我们的社会，真正地用一种社会的进步来支撑一个新的经济时代，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而且这样的一个问题又和经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同时发生，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我叫它为社会基本秩序重建。
　　第一， 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关键是建立利益表达的机制。提起美国的十九世纪30年代，我们总会想起卖不出去的牛奶，实际当时真正卖不出去的是耐用消费品，为什么卖不出去？当时一架收音机100美元到120美元，一个一般工人的平均工资五六十美元，农民的收入更低，在经济大萧条的时候，一头猪最低时仅值两个美元，也就是说一架收音机大约需要50头猪，需要一个人两个月的工资，我们大体可以想像，当整个社会已经进入大批量生产耐用消费品的时候，耐用消费品卖给谁？所以没有一个利益均衡的机制，就形不成耐用消费品所需要的市场。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认为不能仅仅看成是两种发展方式之间的转换，两种发展方式的背后实际是两个不同的利益结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是不行的，这个问题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当中有非常重要的提法，就是要建立利益表达的制度，形成利益均衡的机制，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要优化社会结构，形成一个中产阶层为主的合理的社会结构。美国30年代大萧条，那个时候可以说社会高度两极分化，不是穷人就是富人，中产阶层是很少的。罗斯福新政很重要的就是解决了这一点。中产阶层为什么重要，中产阶层就是市场，尤其是耐用消费品的市场，只有形成一个中产阶层为主的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才能支撑一个耐用消费品的时代。
　　第三点，促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这个问题，我们不要把它仅仅看作是一个简单的福利制度的问题，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得有一个金融条件，至少人们可以用金融信贷的方式来消费耐用消费品。但是这个金融的条件不能独立地运行，必须有社会保障作为支撑。因为社会保障是解决预期的问题，没有社会保障的金融是没办法运转的。我觉得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它的公平的问题很重要，这个是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制的过程当中尤其值得注意的。
　　第四点，要形成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化的方式，为现在必须进行的改革腾出空间。改革造成社会利益的分化、社会利益主体的分化、社会矛盾会增加，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在危机当中，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会增加，甚至会激化，这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我们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还没有超出正常的边界，主要在利益冲突的范畴内。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正常的心态对待这个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关键是要形成一种制度化的解决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方式。

　　曹远征：在危与机之间　谋求大国地位

　　在写这本评估报告时最大问题就是国际金融危机。这是自1929—1933年以后最大的一次危机，显然对中国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和中国对外开放就变成一个大家都关注的问题。我们想说，这次金融危机不是局部的，可能是全局的，不是短期的，可能是中长期的问题。它的形成缘于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世界经济结构，这个结构正在发生调整，因此对这场危机不能理解为简单的周期问题。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显然会出现一系列我们过去未曾遇到过的问题，需要我们去面对，需要我们去处理。目前金融危机还在深化的过程中，也就是去杠杆化，我们担心的问题是去杠杆化会不会导致去全球化，于是本书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警惕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美国开始用美国货、用美国人，我们知道保护主义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历史之鉴。应对保护主义是全球共同的任务，对于中国来说更为重要，因为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的国家，我们要转变，但是毕竟需要一个过程，应对保护主义就是面临的很重要的任务。
　　本书主要提出了这样几个方面，一个是希望通过客观判断、积极应对，第二，提出建设性建议，能不能再改进一下双边关系特别是像非洲、拉美的关系。第三，未来的前景是区域合作，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合作。
　　对于金融危机我们有这样几方面的认识：
　　第一， 这次金融危机把二战结束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反映出来了，国际货币体系重建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伦敦还要开一次金融峰会，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显然应该承担国际义务，与此同时，本身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重建国际金融秩序，和中国的国家利益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在这个书中也客观分析了这种形势，特别是像IMF等各个国际金融组织的改革中，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地位的提高，以及能不能在亚洲区域内构建一个更为适合于亚洲经济的秩序。
　　第二， 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只能靠全球化解决，不能靠去全球化。这次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走出去的机会，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一方面帮助全球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困难，特别是像资源瓶颈、市场瓶颈等等，这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建议，而且我们感觉到这个建议似乎已经在执行中、在讨论中。
　　第三， 人民币国际化。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责任，也是世界经济的责任，人民币国际化不仅仅是中国的利益所在，而且是亚洲利益所在，同时也是世界经济稳定的利益所在。从全球情况来看，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已经开始成熟，比如说现在各国货币都是波动不已，人民币相对稳定，人民币在很多周边国家流通，信用条件存在，中国对很多国家是逆差，支付条件也存在，同时中国还有香港，如果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既能稳定国际出口市场，也能稳定亚洲乃至世界的环境，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所幸的是，这次在《政府工作报告》和温总理答记者问中都已经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安排。有些简单的评述和分析，供大家参考。
　　总的来说，这次金融危机是世界性的问题，但中国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处于独特的地位。欧美经济有两个特点，第一个，不是实体经济支撑，更多的是金融经济支撑的；第二个，储蓄率很长时间内是负的。亚洲经济正好和它相反，都是以制造业为支撑，都是高储蓄的。过去亚洲经济通过欧美经济进行循环，现在欧美出现了问题，这个循环断了。能不能在亚洲区域、在中国，使这两点产生一个闭合，如果产生了闭合，中国的周期和亚洲的周期就脱离了世界经济的周期，这是全球高度关注的事，中国经济在今天受如此高的关注，就是看看中国经济能不能使高储蓄和制造业联系起来，这个过程就是再杠杆化过程，跟西方国家的去杠杆化形成鲜明对照。现在的贷款高速增长可以视为中国经济的再杠杆化，贷款能否持续，持续多长时间，就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复苏和中国经济是否和世界经济在脱钩，同时也意味着全球经济是不是被中国经济所带动。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金融危机既是危也有机，本书提出的几个方面，既是短期的对策，也是一个长期的考虑，值得关注。

　　汪玉凯：应对危机　更要加强改革

　　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金融危机本身，一个是应对，谁来应对呢？大家看到全世界都是以政府主导来应对这场金融危机，中国也不例外，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政府以非常快的速度，“出手要重、要快”，采取了果断的举措。我们的政府能不能承受起这样一个全球化以来的第一次真正的世界金融危机，我们政府这种管理运作，能不能完成13亿人赋予它的救市使命？所以政府问题就成为整个社会的聚焦点，大家从两会上代表委员的发言中都能感受到。所以我们在设计这本书的时候，就把政府作为特殊的一章拿出来。
　　我想讲三个观点，第一，这本书不是一个行政体制改革的系统回顾，也不是对整个行政改革的整体设计，它主要是把应对金融危机和政府自身改革建设这两个主题词聚焦到一起。在应对金融危机的特殊危机管理过程中，我们政府应该怎么办？我们认真研究了金融危机有可能对政府自身带来的冲击，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应对金融危机的五条政策建议，比如说提高行政能力、公信力，全面加强政府在应对危机中的能力；以政府为主导，调动市场社会的积极性，形成化解危机的合力，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共克时艰；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改变政府的传统管理方式，降低行政成本等等。这本书给出的结构不是对我们政府改革的全面的阐述，而是谈应对金融危机这个特殊阶段我们政府应该做什么。
　　第二个观点，我觉得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当中，绝对不是被动地忙于应付危机。我认为危和机是并存的，政府既要应对危机，也要在应对危机中看到自身改革的机会。金融危机对政府的冲击，第一个是对我们政策制订特别是战略性政策的制订提出巨大的挑战，应对策略有没有前瞻性，有没有预见性，今天对，三年以后是不是对。第二，我们一下子投入这么多的项目、这么大的规模，这是我们建国以后都没有的，我们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领导能力怎样，我们的政令能不能畅通，会不会在中间环节被通过各种手段蚕食了？第三个就是政府的公信力。从金融危机开始发生，温总理就讲，信心比黄金重要，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进一步说，人心暖，经济暖，我觉得总理讲得非常深刻。我想说的一句话是，社会对经济的信心大概更多地来源于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如果说社会对我们的经济方面还有这样那样的缺乏信心的表现的话，我认为更多地可能是对我们政府一些管理者缺乏信心，这样一种高要求冲击，可能恰恰给我们政府自身改革建设带来了机遇。
　　第三个观点，就是要选准改革的点。第一，最大限度地防止重大政策制订的失误，要增强我们的预见性和前瞻性，要让公众多参与，要增强政府管理的公开度透明度，要让老百姓知道，两会之前温总理和民众上网对话，我认为就是这个原因。第二，加快政府自身改革的步伐，最大限度地让利于民，改变与民争利的现象。第三，政府不能单打独斗，要形成应对危机的合力，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坚持市场化改革不能动摇，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要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形成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形成一种合力，这是我们在这种背景下需要改革思考的问题。第四，要加快政府自身改革的步伐，特别是要降低行政成本，我认为应该把建立节约型政府真正提上议事日程，包括老百姓期待已久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要公开，让老百姓来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