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日，上海市2008年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披露，至2008年末，上海常住人口1888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1371万人，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75％。。事实上，上海户籍人口负增长态势已延续多年，上海在数年前就已成为国内老龄化问题最严峻的特大城市。

    而在前不久召开的上海“两会”上，上海市高调推出户籍改革，其中市长韩正承诺将于2月底出炉的将人才居住证转户籍的政策被媒体认定为“沪籍新政”的最大亮点，受到舆论普遍关注。许多报道自信地以为，上海率先松动户籍政策可能引发全国连锁反应。
    众读者阅读至此，一定感觉有点儿糊涂，前两段并无直接联系，为何扯到一起说？
    我要说的是，上海户籍人口多年负增长，以及由此进一步加剧的上海人口老龄化问题，才是上海决定实施“沪籍新政”的一个主要动因。
    还有，上海的商务成本包括居住成本都是中国最高的，这成为上海吸引高端人才、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生产服务型中高端三产的致命软肋之一。鉴于商务成本短期内根本降不下来，“沪籍新政”明显隐含有以“户籍福利”（包括做真正上海人的自我满足感）来抵冲商务成本劣势的政策意图，以便留住和吸引对上海发展有用的人才。
    改革开放30年，上海户籍政策大的调整已经历第四波。最近的一波启动于2002年至2003年间，当时上海户籍一度对所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开放，但进入2004年之后，政策立即刹车，至于眼下的人才居住证恰系户籍大门关闭后所开的一扇偏门。
    政策倒退有时候不能简单地抨击为朝令夕改，更多出于利益算计。众所周知，国内任何城市，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的市民福利待遇是大不同的。上海在2004年突然关闭大门开偏门，正是利益算计的结果。户籍人口大量增加意味着市民福利开支的水涨船高，当主事者认定“支出”与“收获”并不对等时，政策改变实难避免。
    利益取舍亦是政策改变的又一成因。上海希望提升整体人口素质，但这并非无本买卖，尤其是人口素质对城市发展并非越高就越好，超越了城市的发展阶段，大量户籍高学历人才集聚于上海作普通劳动力使用，其用人的财政成本和社会总成本显然比使用低学历劳动力更高。
    关于“沪籍新政”，众媒体的报道还混淆了一个基本概念，上海有居住证和人才居住证之分，二者的福利待遇亦有天壤之别。举个例子，一般居住证只能享受外来人口的综合社保，人才居住证则可以缴“四金”。此次即将颁行的“沪籍新政”只针对人才居住证转沪籍而言，且仍有门槛设置，对持人才居住证者亦非“普惠制”。
    这一次上海决定实施“沪籍新政”还有产业结构调整的考虑。外埠读者有所不知，上海当年关闭大门开偏门，在于上海楼市、股市、资本运作带来了滚滚财源，导致产业结构调整并不那么迫切。时过境迁，上海被迫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而周边城市吸纳人才的政策又远比上海优惠，才迫使上海果断采取户籍政策转向。鉴于历史和现状，以及政策从来就属“策略”的根本性质，上海“沪籍新政”是一项坚定的改革之举还是权宜之计，社会各界还是先观察为好。
    当然，凡“新政”一定与改革搭边，但它在多大程度上会“引起全国性连锁反应”，也还是看一看再作评价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