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间有多少农民工在城市失去了工作，被迫返乡？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介绍，这个数字在2000万，占1.3亿外出就业农民工总量的15.3%。

    这绝对不是个小数目，两千万农民工的再就业，不但关系着他们每一个家庭的切身生活，而且还关系着扩大内需的经济大局。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内需还有很大潜力可挖，特别是农村，市场潜力巨大。而要想挖掘农村内需潜力，最起码要让农民手中有钱可花。如何有钱？则必然关涉到农民工的就业问题。
    也正是基于此，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度锁定农村，这是“一号文件”连续第六年锁定“三农”。与往年稍有不同的是，今年的“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将“三农”作为扩大内需和财政投入的重点，并通过大幅增加农业补贴、提高粮价和促进农民工就业等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一号文件”关注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印象中还是第一次，这在表明中央对“三农”问题一如既往地重视的同时，也从侧面表明农民工就业已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换句话说，金融危机对农村的冲击已不断显现，而那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很不幸成了最直接的受影响者。
    以广东为例，以前春节过后，很多企业都使出不同招数吸引农民工，甚至有老板开着宝马轿车亲自到街头“抢”工人。然而今年春节，农民工刚吃完年夜饭，就有不少人急着往回赶，目的就是想保住那个来之不易的“饭碗”。来自广东省劳动保障厅的统计显示，牛年初一至初五，外省农民工入粤数量约达168万人，与正常年份同比上升3.8%。这些提前入粤的农民工至少九成为返岗人员，另一成中，8%左右已有明确就业意向，只有2%没有目标，提前入粤是为了寻找就业机会。虽然九成入粤农民工都是返岗，不存在就业问题，但这种雇方被雇方市场的转换，一定程度上也是农民工就业压力的体现。
    如何化解农民工的再就业压力？眼下似乎应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方面要解决那些进城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还要考虑那些返乡农民工的本地就业。对进城农民工，在引导企业多留用、少裁员的同时，恐怕还要给暂时找不到工者以必要的关爱，为他们提供一个再就业的缓冲期。比如说为他们提供一个相对低廉的栖身场所，或者直接为他们发放一定额度的揾工期间的生活补贴，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而对那些返乡农民工，则需要当地政府部门采取一系列支持和补贴的办法，鼓励农民工回乡以后自己创业。像广州市财政拿出1000万元，对在花都、番禺、增城等地试行土地流转的，每亩给予财政补贴200元。这实际上就是鼓励农民工在土地流转中寻找契机，自己创业。应该说回乡农民工都带着一定的技术和特长，具有创业的优势。关键在于为其提供一个创业的宽松环境，给他们一个愿意在农村留下来创业的机会。
    金融危机影响到每一个人，这是事实。但是农民工的抗风险能力本身就比较低，更应多动脑筋、多想办法，尽可能促进农民工的就业。“中央一号文件”关注农民工的就业，是民生之需，也是拉内需、保增长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