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当前,有关火车票实名制的呼声再次高涨。民意一方呼声急切,以为非实名制而不能解“一票难求”之困局。而处于铁道部一方,则断然表示“成本太高”,言下之意,难于实行。铁道部门的这种“傲慢”,加之其垄断地位、春运种种苦难现象,混合在一起,一再地刺激民意昂扬。那么,已然沸反盈天的民意吁求所指,难道是全无道理？而铁道部在巨大民意压力下的沉默或回避,难道仅仅是来自体制的倨傲或利益的保卫?那么它有没有一些现实的苦衷？而双方之间又有无调和之可能？或许,我们真的到了必须认真加以审视的地步了。
　　为此,我们不妨先假设一种最严格的火车票实名制:乘客凭身份证购票。每人购票不得超过三张,代购票时需出示所代购者身份证;票面注明乘客姓名和身份证号码;乘客凭车票和身份证检票登车;火车票不能私下转让,只能在指定地点退票。这种严格的实名制,或许放大了可能的弊端,增加了潜在的成本,但正因如此,才更有益于我们的观察。
　　首先有必要正视实行火车票实名制之舆情汹汹的实际。铁路运力有限,春运人流高度集中,这是导致“一票难求”的关键性前提,也是单凭实名制而不可能完成之任务。但民意附着于实名制之上的最大诉求,在于它可以从根本上遏制黄牛党现象。打也打不完的黄牛党,捉也捉不完的票贩子,已被视为公众买票难之公害。同时,舆论猜测已久的铁路内外勾结控制车票现象,则又居于春运民愤之高位。因为这些现象成为铁路体制或春运制度弊端的显现,所以公众寄望于实名制弥补制度漏洞。作为一个实例,宁波火车站今年实行的乘客凭身份证购买车票方式,证实的确“一定程度地制约了黄牛现象”。实名制使票贩子以及腐败现象无处生存,使乘客购买到原价票的机会增加,这是民意吁求所在。
　　其次有必要关注的是实行实名制可能增加的改革成本。其一是经济成本。实行火车票实名制,则必须对铁路售、检票系统进行相应升级。即使以网友的设想,二代智能身份证的出现,为推行火车票实名制创造了好的条件,只要在售票机上装上读卡器,电脑自动显示身份证资料并打印在票面上,不会增加多少人力。但在现行售票系统上加装读卡器本身,也是一笔不小的投入,这个账当然允许铁道部自我划算一下。2006年春运期间,铁道部公安局局长姜战林即以铁路需投入大量财力为由,拒绝实名制。
　　其二是时间成本。虽然售票时工作人员只是增加了将身份证插入读卡器这样一个举手之劳的环节,但其时间总量却必然有所增加,使排队买票人员前进得更加迟缓。另外,检票口因为增加了检验身份证的环节,效率降低。这也正是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所认为的,“春运期间客流量大,实名制将增加很多麻烦的程序,更加繁琐,不快捷、便利”。最后是社会成本。必须关注到,总有一小部分乘客或因未办理身份证或身份证遗失等原因不能够出示身份证,那么他们购票问题如何解决？当然还有退票问题,由于它不能再被自由转让,所以必然产生一些程序上的麻烦。
　　如果我们不再满足于一方舆情汹汹,一方严辞拒绝这种各说各话的两张皮局面,那么就应当充分审视并权衡实名制之后的利弊,并做出成本间的效益分析。这就需要对其中一些关键问题进行取证与调研。这包括:黄牛党现象,以及铁路内外勾结倒票现象,对春运火车票市场的冲击到底有多大？是否实行了实名制就能杜绝黄牛党？实行实名制固然会增加经济、时间或社会的成本,但这些成本到底是多大,乘客是否可以承受？实名制是否也可能减少一部分现有成本,比如铁路部门打击黄牛党的行政以及人力成本？其时间及社会的成本,有无可能通过技术手段进一步降低？在此基础上,还应对实名制所增加的成本与旅客获得的收益,与铁道部门社会责任形象成本间,进行更精确的比较。
　　不论是否实名制,火车票都意味着铁路与乘客在共同分担相应成本,我们要做的无非是到底选择哪一种成本分担方式。因为上述数据的采集与分析不是我们每个人单凭个人之力所能完成的,所以这一问题需要交给更加专业而中立的机构,同时,也应将最终到底是否实行实名制的权利,交给全体社会成员。我想,只要利益各方都能以公共利益为念,相信不难得出最终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