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1至2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共同主办第64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中国改革的下一步：变化与选择”。来自国内外近40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会议就中国改革的下一步，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对外开放战略选择进行了集中而深入的专题讨论。

　　一、 国际金融危机是对外开放面临的挑战，也是一次重要的机遇

　　与会专家认为，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中既要看到挑战，但更重要的是看到其中蕴含的机遇，把握机遇，赢得主动。
　　覆巢之下无完卵，我国无法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置身事外。有的专家认为，我国已深深地融入国际化进程，对世界市场依存度很高， 而且拥有巨额外汇资产，国际金融危机势必会对我国对外开放产生一定的冲击。(1)集中影响外资引进和外贸出口，尤其是美欧经济下滑对我国的出口将产生持续的影响。(2)我国的美元资产投资暴露于风险中，因为中国政府及商业银行持有一些美国国债、“两房”相关债券及雷曼兄弟及其他倒闭公司相关债券等投资。(3)国内金融机构、企业持有的衍生产品交易合约将会持续出险，海外需求下降使出口企业面临困境，海外资金出逃带来短期金融市场流动性波动，进而使国内经济面临进入大幅下行期的风险。
　　国际金融危机同时给我国对外开放带来重要机遇。有的专家认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将引发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改变。未来的这种改变有许多方面对我国来说都是重要的机遇。比如，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机遇。过去我们到美国去收购资产，既有政治风险，价格也高，那么，在当前国际经济衰退的过程中，资产价格可能会比较便宜，政治控制标准可能也相对放松，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可能会相对容易。比如，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将改变整个国际货币体系，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重要机遇。再比如，我国95%以上的进口矿产品是以贸易方式直接从国际市场上购买的，在国外投资开发资源、有控制权的份额矿占进口量比例不足5%。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将为我国购并海外矿产资源提供机遇，形成新的矿产资源战略储备和开发进口体制。
　　机遇总是属于有准备的国家，抓住机遇最重要的是在对外开放战略上提前布局，做好准备。有的专家指出，面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我们要更多地把注意力往前移，要弄清楚危机以后我们到底应该要什么，应该得到什么，能不能把坏事变成好事。有的专家提出，我国作为一个大国，要提前做好准备，在新阶段的对外开放上进行布局和安排，为未来10-20年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做好准备，在新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形成中赢得主动。

　　二、 着手谋划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

　　有的专家认为，每次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大调整，都伴随一些国家的崛起，关键是采取什么样的对外开放战略。有的专家指出，过去我国抓住了加入WTO的历史性机遇，参与了新一轮国际化进程，创造了1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目前，更应该审时度势，面向未来，调整对外开放战略。
　　积极创造有利条件，让人民币提前参与国际货币储备体系。有的专家认为，在国际货币体系变动的情况下，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产生多方面积极效应。例如，有利于解决当前国内流动性泛滥的问题；有利于节省国际贸易结算成本，降低汇率风险，以及由此提高实体经济和和金融经济的运作效率；有利于运用境外储备投资的金融业收益；甚至有利于产生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收益。有的专家认为，目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已具备一定的有利条件。例如，人民币已经在周边国家流通，对周边国家的贸易逆差形成支付需求，亚洲国家货币协定，上海合作组织的多边框架，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等。也有专家指出，目前人民币处于自由化的深入阶段和货币区域化的初始阶段。从现有条件看，在短期内甚至较长的时间内都不可能完全可兑换。为此，我们可以争取，在不一定完全可兑换的情况下，只要满足一定的规定，承诺一定的条件就有可能部分充当国际储备货币，并通过这种方式逐渐让人民币参与国际货币储备体系。
　　主动拓展与东盟、上合组织和非洲的双边多边贸易。有的专家指出，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作为我国的主要出口对象，美国和欧共体的经济衰退，消费需求锐减，极大地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为此，要在WTO的框架下，积极拓展双边多变贸易。比如，积极参与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参与东盟投资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形成了“10+1”和“10+3”的机制，参与“上海合作组织”，加强与中亚和俄罗斯的经济合作。再比如，积极参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在援助和支持非洲国家的同时，鼓励我国企业投资设厂，既促进非洲经济发展，又获得自身发展条件。
　　面对更为复杂和不确定的国际环境，推动国内企业由单个“走出去”转向组团式“走出去”。有的专家指出，我国已成立“中国投资公司”，利用外汇储备投资海外市场，在减少国际收支顺差的同时，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积极合作者。同时，要设立国家“外汇战略投资基金”，提高外汇使用效率。有的专家提出，要加快沿边地区的开放开发，在沿边开放口岸创立跨国工业园区和出口加工区，探索边境地区经贸合作的新模式；与国外政府联合创办境外工业园区的形式，引导企业进行集群式对外投资；鼓励有实力的企业集团采取贸易和投资开发相结合等方式，开拓拉美和非洲众多国家的新兴市场，降低欧美经济不确定对我国贸易增长的影响。从“走出去”的实践看，企业自己一个一个走出去，成本太高、风险太大。为此，需要推进全面制度建设，包括财政政策、金融政策、投资政策、外交政策、移民政策等在内的政策与体制都需要做出相应调整。

　　三、 在新一轮国际经济秩序调整和建构中扮演积极、重要的角色

　　与会专家认为，这次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和建构离不开我国的参与。这同时对我国提出了一个重大而现实的命题，就是我国在新的游戏规则制订中扮演什么角色。
　　十分珍惜和主动把握参与国际新游戏规则制订的机会。有的专家指出，一次大的国际性危机之后一定会建立一系列新的规则。过去，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重要性越来越突显，但在决定国际金融等重大问题上，缺少应有的发言权。例如，很多重大问题都是G7开会决定，发展中国家只有跟着的份，这种不平衡的国际规则制订方式造成很大的问题。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治理，没有我国的参与是不行的。
　　在防止危机扩散中承担大国责任，确立大国形象。有的专家认为，我国做为一个大国，要承担国际责任，履行国际义务，维护世界经济秩序。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从而减弱了金融风暴的冲击。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应采取积极措施，与世界共同采取统一行动，稳定世界经济。有的专家指出，在未来经济国际化进程中，我国不应仅是一个参与者，而应成为一个推动者。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向实体经济蔓延，美国、欧洲、日本三大经济体已经受到严重影响，并开始影响到我国整个宏观经济，亟需我国采取措施防止危机扩散。有的专家则认为，当前国际经济金融秩序最大的威胁就是缺乏一个国际性的监管。为此，我国应共同推动建立国际资本流动监控、协调机制上扮演重要角色。
　　在新一轮的规则制定过程中充分表达自身利益诉求。有的专家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30年，我国只能简单地跟随国际规则来做事情，比较充分地利用现有规则服务于国内现代化建设，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我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我国与世界经济的互动成为常态。在这种新的形势下，许多国际上游戏规则也开始对我国起到某些负面的制约作用。为此，要用自己的力量或联合其它力量为我国未来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环境。例如，应逐步打破长期的观察员身份的局限，谋求更多平等的知情权、参与权、规则制定权、否决权等，使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能够正式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
　　与会专家认为，新阶段对外开放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也相当复杂。应当组织各个领域专家深入研究新阶段对外开放战略，集中攻关，为有关部门提供各种方案准备与智力支持。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