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以千计的企业关闭、成千上万的企业外迁，还有众多的企业减产或隐性关闭……当前中国制造业企业正遭遇发展的瓶颈、生存的危机，曾经辉煌一时的“世界工厂”的光环正在悄然褪去，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正面临着严峻挑战。
　　诚然，美元的持续贬值、原材料价格的持续上涨、国际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出口退税率的下调、加工贸易政策的趋紧、环保政策的趋严、紧缩的货币政策等外围环境和政策因素，都是导致当前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重要因素。但是，真正制约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并不是以上这些因素，而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低端地位。而之所以过去20多年来我们一直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我国劳动力素质较低，无法满足产业链高端环节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
　　迄今为止，劳动力素质低仍是困扰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瓶颈，其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整体教育程度低。教育水平低下，不仅使劳动者无法直接满足产业链高端环节的要求，而且影响了“干中学”的能力，制约了劳动者的发展潜力。二是技能型人才严重缺乏。据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发布的《2008年第一季度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在接受调查的全国104个城市中，各种技能型人才的求人倍率均大于1，其中技师、高级技师和高级技能人员的求人倍率分别高达2.25、1.84、1.78，呈现出显著的供不应求特征。
　　导致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发展中大国难以回避的禀赋因素外，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我国教育支出水平偏低。尽管过去几年我国教育支出大幅增长，但直到2007年，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仍仅为2.9%。这一比重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果考虑到庞大的人口基数，我国的教育支出水平更低。
　　二是教育结构不合理，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滞后。从2000年至2007年，全国各类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数的年均增长率仅为7.3%，远低于同期高等教育16.3%的年均增长率；2007年我国各类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数仅为1987万人，远低于同期高等教育2700万人的在校生规模，呈现出显著的倒挂现象。
　　三是城乡教育二元化严重。大部分教育资源集中在城市，一些城市重点学校的硬件配置十分先进，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但是，广大农村与边远地区的教育投入、教育基础设施和师资力量等严重不足。
　　四是产业过度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导致大量内地劳动力到沿海地区异地就业，这种异地就业的稳定性相对较差，不利于 “干中学”和在职培训。
　　五是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盈利能力低，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进行员工在职培训。
　　作为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不能离开这一基本国情，解决庞大人口的就业问题始终是中国制造业发展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因此，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放弃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但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也不能重复过去高度依赖低素质、廉价劳动力的老路，必须提高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那么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呢？关键在于提高劳动力素质，使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从价格低廉的简单劳动力向价格适中的熟练劳动力、技术技能型劳动力转化，从而提高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
　　虽然劳动力素质偏低是发展中大国难以在短期内根本扭转的禀赋特征，但是，通过政策的引导与支持，仍可以得到逐步改善。为了提高劳动力素质，应对中国制造业面临的挑战，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大中国教育支出力度，继续提高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在提高总量的同时，调整教育支出结构，加大对农村地区、边远地区的教育支出，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支出。
　　第二，适当减税。通过减税，为企业创造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让众多的制造业企业，特别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有余力进行员工培训，通过在职培训提高员工素质；使企业有余力给员工支付更多的薪金，增加劳动者收入，从而使劳动者有能力支付自身和子女的教育支出。
　　第三，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根据中国劳动力与产业结构的特征，要提高劳动者素质，重点不是培育大学生、研究生等高端人才，而是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大力培育各种技能型、实用型人才。这种人才的培养期限较短，投入较少、对自身基本条件要求较低，能以较低的投入、较高的效率获得中国制造业升级所必需的各类技能型熟练劳动力。在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时，应特别针对目前产业工人主要来自农村的现实，大力发展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第四，应鼓励东南沿海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北部与中部地区转移，以产业空间转移取代劳动力空间转移，由此降低劳动力一年一度的往返成本和日常生活成本，从而在同等收入的情况下，提升劳动者的教育支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