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在城市化进程中暴露的诸多社会问题，都与失地农民有关。究其根源，很多都是源于这个群体的相关权益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这种遗憾，今后应该会得到一定的消解。昨天，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此次会议围绕农村改革发展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最终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三十年前，改革开放就是首先从农村改革开始的。这次，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透过这样一个历史坐标，对农村问题进行深度解读和探讨，既是一种对民意的对接，更是一种契合时代的理性回归。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今后将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还将启动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价同收益”试点。与此相应的是，有消息称，天津将试行农民用宅基地换商品房。这些或可看作一种信号的集纳，它传达出一个信息：政府将最大程度地还权、还利于农民，以消除农民背后的权利弱势。
　　我们应该还记得，2002年，李昌平先生上书国务院总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自此，这句振聋发聩家喻户晓的名言成了“三农”问题的经典浓缩。
　　在农民那一张张艰涩的面孔背后，其实是一个个具体而微的现实问题：留守儿童问题，农民工讨薪问题，农村教育问题，农村医疗问题，不胜枚举。它们看似分散而零乱，其实暗含着相同的聚合因子，一旦情势恶化，可能骤然聚集，经过发酵后酝酿出一幕幕人间悲剧。可见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必然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而这个聚合因子，正是农民权益缺失问题。例如，在对“瓮安事件”原因的剖析中，就有专家将原因指向失地农民进城后，相关权益却未得到保障等问题。
　　而此次十七届三中全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期许的愿景。全会要求，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对农村投入增长制度化。当然，要形成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就必须最大程度地实现还利于民。既往的社会保障体系之所以没有涵盖全民，显然与户籍制度的积弊有关。而饱受诟病的户籍制度始终无法实现真正纠偏，又与其背后蕴藏着纷繁复杂的利益格局有关。正是基于这种不平等的利益博弈关系，连“城乡同命同价”都成为一种奢望，更遑论其他了。
　　赋权于民是农村改革的关键着力点。显然，只有还农民话语权，让他们平等地参与到各种博弈中，让他们平等地享受社会保障，和高效的公共服务，农村改革才得获得足够的制度正当，解决相关问题也才能真正顺风顺水。而本次的土地改革新政，则显出中央推进改革的决心与理性。相信随着农村改革走向深入，诸多痼疾能够得到根除。同时，这些政策体现的还权于民、还利于民，让我们感受到强大的行政理性与品质。
　　一项制度必须通过实践来体现其价值。现在，农村改革的诸多决定已经开始从纸面走进生活，我们期待这些良好的政策，能在现实施行中不缩水不走样。当然，制度是作为激励而存在的，我们也期待能有更多具备激励意义的措施，来为农村改革助力，使城乡统筹健康发展，使农民权益得到最大程度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