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关于新一轮土地改革的讨论趋于热烈，各种方案层出不穷，尽管各有侧重，但推动农村土地流转、促成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已是各方面的共识。

    自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至今，农村土地资源分配问题一直是历次改革的重点、起点、难点，如何在“效率”和“公平”间寻得一个理想的平衡点，成为考验中国这个农民占绝大多数国家的一大难题。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在探讨新一轮土地分配制度改革思路之前，有必要看一看前一轮改革的成败利钝。
    众所周知，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上一轮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始于50年代末，并因刘少奇所总结的“三自一包”而名噪一时，又因70年代末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的私下尝试再度萌动，并在80年代初被推广到全国农村。这种土地使用改革在当时是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但前一次遭遇寒冬，后一次却大获成功，两相对比，奥妙何在？
    “三自一包”和“大包干”都经历过农民自发、自愿的过程，并得到部分干部的支持，但前者始终游离于体制外，就在“三自一包”尝试的关键时刻，完全否定这种努力、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九章60条颁布，并在此后被反复强调、不断强化，虽然个别地方（如河北晋州周家庄人民公社）一直断续地、部分地尝试各种改革、变通措施，但这些措施在体制上却是“非法”的，得不到支持的，不但很难真正推行，即使推行，成果也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和肯定。
    后者则不然，在短暂的混沌和争论阶段后，1982年“一号文件”解决了“大包干”姓资姓社的“原则问题”，1983年“一号文件”将联产承包责任制确定为“当前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1984年“一号文件”确认“承包土地15年不变”，给农民以定心丸，1985年“一号文件”则改统购统销为市场调节，进一步巩固了改革的成果……一言以蔽之，“大包干”对土地使用权的改变被上升到国法甚至国策的地步，一方面有章可循，改革易推广、易铺开，农民的顾虑易打消，另一方面也有效遏止了个别地方、个别团体和个人借改革之名，行谋私之实，打着改革的旗号胡作非为，从中央到地方，从干部到农民，都有法可依，有理可讲，这才从体制上、根本上确保了农村土地使用权制度改革的深入推广。
    如今新一轮土地改革呼之欲出，有些地方已迫不及待地开始试点，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出现了诸多混乱，一些地方以“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为名，巧立名目，将农民的耕地、宅基地“置换”，用来进行商品房开发，农民不但得不到“优化配置”的红利，反倒丧失了赖以为生的土地；一些地方的干部依照个人亲疏好恶进行土地重新配置，使得“土地资源再分配”变成了掩饰权力商品化的遮羞布。
    如果说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土地、住宅，不过是生活资料的一部分，那么对于广大农民而言，土地不但是生活资料，也是生产资料，是个人和家庭最重要的东西。土地改革若搞不好，一旦弄出乱子，对于一个大多数人口至今仍在农村的大国而言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三自一包”因缺乏体制的支持而夭折，“大包干”因得到体制的扶植而兴盛，历史雄辩地证明了一个道理，在土地改革这样涉及“国本”的重大问题上，必须“先纲后目”，即由国家有关方面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拿出政策性、纲领性、全局性的意见、办法，广泛征求意见、热烈讨论、认真修改后公布、颁行，不论干部、农民，其行为凡符合这一意见、办法者便支持、保护，凡不符合者便反对、制裁，惟如此，才能一方面确保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施行效率，另一方面确保新一轮农村土地流转，和农村产业商品化实施过程中的公正、公平。
    自北魏孝文帝推行均田，到五个“一号文件”将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实到中国广大农村，任何成功的土地改革，都必须高屋建瓴、由纲而目地推广、实施，否则或阻力重重，或难免“变味”，甚至原本惠民的初衷反落得扰民的结果，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根基。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是中国公民最大的一个群体，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也日益成为中国社会升级转型的瓶颈，在这关键时刻，有关方面必须主动有所作为，拿出规律性、普遍性、纲领性的东西，惟有“先纲后目”，方能既迅速、有效、全面地推行改革，又确保广大农民成为这一改革的真正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