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调控政策出现重大方向性变化。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决定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中小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其中利率降低的举动，标志着自2004年进入加息周期以来，在历经共8次利率上调之后，利率政策正式宣告转入降息的政策方向。
　　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是货币政策最重要的两项政策工具，二者的方向性变化，彰显了调控部门对于经济形势已经发生明显变化的判断。近期的宏观经济数据已经清楚无误地表明了这些变化：首先，月度CPI涨幅降至5%以下，这表明中国的通胀压力已经从“明显”变为“温和”；其次，海外经济走势有进一步趋冷的迹象，国际知名投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的消息表明美国次贷危机仍在继续深化中；第三，国内企业经营状况日趋严峻，刚刚公布的上市公司半年报业绩增幅远低于市场预期，有机构甚至预测未来上市公司业绩会出现绝对值下降。
　　在宏观调控政策目标由“双防”变为“一保一控”之后，如何实现“保”与“控”之间的政策权衡，始终是市场关注的核心议题。而上述诸多经济迹象表明，在“保增长”与“控过热”两大政策目标之间，调控政策的重心越来越倾向于前者。在此背景下，终结已经持续达近两年的加息政策方向，转而创造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本就是题中应有之意。
　　由此可见，尽管货币政策出现了方向性变化，但其本质是顺应经济形势变化的正常政策调整。以当下国民经济发展相对复杂的形势观察，特别对于资本市场投资者而言，不宜被简单理解为调控部门的“救市”举动。
　　市场一直在担心中国经济陷入到所谓“滞胀”风险中，也就是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压力并存。而综观能够导致这一风险产生的原因，都与中国经济的重大结构性问题有关：其一，国内的自主消费需求始终未能得到有效提升，导致海外经济波动能够迅速通过出口导向型行业传导扩散，始自美国的次贷危机也由此演化为国内经济衰退风险。其二，资源领域价格体制改革不到位。海外原油等价格的持续飙升，大幅度增加了国内企业的生产经营压力，并且造成输入型通货膨胀问题。
　　前者导致了所谓的“经济停滞”，而后者则体现为国内调控政策很难有效治愈的“输入型通货膨胀”。更为关键的是，应对前者需要更加积极的调控政策，而应对后者则需要紧缩的调控政策，二者的相互交织宛若让经济调控政策患了癌症一般，无论是对调控政策的方向选择还是调控力度的把握都相当困难。
　　以此来观察资本市场的持续调整走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应了上述经济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存在，充分体现为结构性和制度性的特征。货币政策作为一项总量调控政策，并不具备从实质上化解这些问题的能力。具体而言，货币政策的相对松动，虽然能够从总量上缓解微观经济运行的资金瓶颈问题，但是并不能够保证最终资金流向的合理布局，更遑论资源价格扭曲问题的解决了。更为关键的是，如果市场因总量政策的积极变化而过于乐见未来的经济形势，最终导致调控政策忽略了结构性问题和制度瓶颈。那么，其结果反而只会让问题被掩盖，并且最终以更加恶劣的形象示人。之前有关成品油定价体制改革，有关“费改税”的改革，有关部门始终在寻找所谓的“最佳时机”，寻找所谓的“适合价格”，但最后的结果就是在海外原油突破140美元每桶后，造成国内更加严峻的资源供求失衡问题集中爆发。
　　事实上，破解当下中国经济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应急性的“救市”之举，而是在于进一步改革攻坚推进的决心与行动有多大多坚决。期望毕其功于一役的“救市”政策，固然能够带给资本市场暂时的欣喜，但最终的市场表现仍无法逃脱昙花一现的结局。与其去期望“救市”举措带来的短期市场机会，不如去耐心等待更具针对性的改革措施的坚定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