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只有财税制度才是民生的基本保证或最终保证。解决百姓生活必需品及其不确定性风险，是财税政策保障民生的基本内容和重点。根据商品的价值规律，必需品价格愈高，必需程度愈高，对民生的影响愈严重，所以财税政策保障民生的重点内容也因此而调整和转变。

财税保证民生什么

　　(一) 吃与住

　　吃，包括粮食、蔬菜、水果、鱼、肉、蛋、油、水等维持肌体健康代谢所必需的东西。住，即适宜人居住的房屋。有东西吃，有地方住，这是民生的最起码最基本的需要。若食不果腹，居无定所，则必定是民生问题没有解决好。所以，财税政策首要是解决吃住的民生问题。首先，要对“吃住”生产减免税收，降低“吃住”生产成本，增加“吃住”产品供给，让百姓能够消费这些产品。
　　我国粮食连年增产，自给率达95%以上，得益于政府把粮食生产作为民生大计而给予的财税支持。没有财税支持，占世界不足7%的耕地是养活不了24%的世界人口的。但是，对蔬菜、肉蛋、房屋等“吃住”产品，还没有达到像粮食那样重视。从种植养殖到餐桌，中间环节还有诸多税费没有减免，如屠宰税、地摊卫生费等等。特别是房屋买卖，税费多且高。这些税费要么增加产品成本，要么提高产品价格，最终必定是老百姓承担。其次，要对“吃住”产业增加财政投入，使吃住产业有更多的资本形成，有更牢固的产业基础，有更稳定的价格预期。投入少必然产出少，产出少必然供给少，供给少必然价格高。这些年财政对能够市场化的产品的投入是不足的。比如，自住房商品化以来，政府和企业逐步减少了住房的投资建设。2006年，全国经济适用房财政投入不足50亿元，不到全部住房投资的1%。如果房价长期向上的趋势不变，超过居民工资收入增长，那么，买不起房住不起房的老百姓会愈来愈多，房奴也会愈来愈多，而不是愈来愈少。房价为什么会产生长期向上的预期，一是根源于经济适用房投入少，百姓买不到适当价位的房子；如果政府增加经济适用房投入，并且是稳定的可以预期的数量与价位，房价回归到合理水平是必然的。二是根源于地价高。政府出于地方财政和政绩的动机，把房地产定位于支柱产业，而不是民生产业，高价卖地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地价高了，房价自然水涨船高。房价高了，税收也多了，这也是政府高兴的事。不良的财税政策是房价高企的重要因素。改变房屋政策，增加经济适用房的投入，降低各种税费，必然使住房民生问题得到极大改善。从房地产业获得的财税收入越多，住的民生问题就会越重。
　　降低吃住行业税收，增加吃住行业投入，加强吃住行业基础，是解决百姓吃住问题的长期有效的机制。

　　(二) 教育和医疗

　　教育在30年前还不是生活必需品。如今，脱离教育而能有好的就业岗位和收入是不可能的。劳动力不再是人的自然属性，而是后天教育的结果。现代人，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大学，研究生乃至博士生，大致有20年的时间消费教育。尽管绝大多经济学家认为教育是公共物品，应当由财政免费提供，而实际上，教育费用主要由家庭承担，即便是九年义务教育也是如此。从幼儿园到大学，一个孩子的教育费用要几十万元。高昂的教育价格可能产生诸多不良后果。首先，直接加重了家庭的民生负担。有的家庭因此背负债务；读不起书的家庭也不是没有。其次，导致教育不公平。高昂教育价格可能把贫困家庭的孩子阻隔在教育大门之外。教育本来“是能够显著提高穷人的经济水平及福利(吉尔德)”的投资，却成了产生新的贫困和不平等的来源。这对社会公正和进步是极其不利的。从提高国家竞争力和劳动生产效率的角度看，国家是教育的最大受益者。让百姓承担过高的教育费用，利于国家而不利于民众。利国利民的办法是逐步降低教育价格，让百姓没有负担的享受教育，直至价格为零，乃至奖励激励。
　　有病就要治疗，治疗就要支出。支出多少取决于医疗价格。医疗价格高，要么民众就难以享用这种必需品，要么为享用这种必需品而放弃其余必需品，如卖房，少吃少喝，节衣缩食。这个必需品与住房不同，不是每个人的必然需要，而是有的人发生，有的人不发生，有的人时间持续长，有的人时间持续短，而且病种不同，医疗价格也不同。有病不像吃住那样必然与普遍，但却总是难免的。因此，解决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增加医疗供给，降低医疗价格。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民众的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二是特事特办，对特殊病症，可能让一般百姓倾家荡产的疾病，给予政府免费治疗。
　　西奥多·舒尔茨认为，教育和健康不是福利支出，而是可能生产效率的投资行为。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财税政策应当以更积极的态度和观点，加大对教育与医疗的投入。

　　(三) 婚姻和养老

　　仅从必需品的价格上看，现代民生问题显得比以前艰难。因为现代必需品的获得比从前的绝对价格更高。一个没有能力消费教育必需品的人，可能也很难获得较好的就业岗位；没有较好就业岗位的年轻人，如果加上父母也没有能力提供住房必需品，那么他(她)也是很难享用婚姻必需品的。不管男人女人，如果没有生活必需品作保证，组成稳定的婚姻家庭是困难的。家庭问题首先是经济问题。自然经济条件下，自然的健康的身体就可以成为婚姻的保证，获得和维持婚姻比今天要容易些。现在的婚姻价格至少是70年代的50到100倍。没有住房，没有饮食，就很难保证现代婚姻。必需品的价格直接影响婚姻的供给与质量。高高在上的房价，阻止或延缓人们迈进婚姻的殿堂；高昂的教育和育儿支出，逐步冷却着人们生儿育女的愿望。婚姻家庭和孩子的减少，短期看，有利于减轻人口增长压力；长期看，会削弱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工作积极性，会产生更多的新的社会问题，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进步。
　　现代社会，子女已经越来越不可能是养老的主要手段了。目前，我国养老问题的关键，一是城市那些没有工作，没有养老金的人怎么办？二是依附于土地的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怎么办？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时代的来临，养老问题日益严重。届时，子女可能需要承担四至六个或更多的老年人养老。一是工作脱离不了；二是一个人也照顾不了那么多老年人。从理论和实际上讲，这是不可能履行好的义务。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增加财政投入，把养老服务纳入非营利机构统一管理，使养老的社会化服务价格低廉，从而使老年的生活质量既有保障，又不至于使子女负担过重，影响社会工作和自己生活。养老的社会化分工服务是未来发展趋势。

　　(四) 非自愿失业和丧失劳动能力

　　非自愿失业者的最急切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是就业。劳动就业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让所有公民有工作可做是政府的理所当然的责任。中国保守的估计也有1500万失业人口。因此，对失业人员，首先要通过财税财政来促进就业。1是增加有市场需求的必需品的投资。如建设米面油肉蛋禽生产基地，建设经济适用房，建设公共墓地等等。2是增加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如铁路公路建设。3是增加劳动密集产业投资。如纺织、服装、玩具、餐饮、娱乐等行业，以发挥我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其次，要通过税收政策鼓励自主创业。对自己即是老板又是打工者的自谋职业者，对小本经营者，如卖烟摊，冰果店，小花店，小书报摊，卖菜摊，水果摊等等，一律免收任何税费，只需登记即可(英国有非注册企业即是)。只要非自愿失业者能够自己创业就业，不缴纳税费也等于对国家对社会做贡献。给自主创业就业者免税的优良制度环境，比给小额贷款更有效果。既减少贷款的风险损失，更能激发创业精神。假如通过税费免除使得1500万人自我创业就业，每人年收入2万元，则可以增加国民收入3万亿。我们有那么多的剩余资金，有这么好的经济增长和投资机会，还有那么多薄弱产业，有那么多失业的劳动者渴望就业，只要财税政策制定得好，就能够抓住机遇，既解决就业难题，又解决民生和发展问题。
　　对提供优惠政策给予鼓励还是不能就业的非自愿失业者，一是政府实行短期救助，如失业金领取，领不到失业金的失业者，也应当有其他形式的救助；二是政府把失业者组织起来，投资创办诸如养老服务、城市卫生和社会服务，开荒种地，植树造林等民生产业或城市公共工程建设，以生产劳动换取必要的生活必需品报酬。这样做比单纯发放救助金更有价值和意义：除了能够增加必需品供给，还能够防止救助体系完善的西方福利国家所产生的副作用，即逐渐侵害人类独立自主创造生活的精神和人格尊严。而这种独立自主的精神，恰恰是最终摆脱贫穷不可缺少的精神。躺在救助体系温床上生活的人愈多，这个国家的自主创新精神和竞争能力愈弱。有偿救助是个可以尝试的办法。
　　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的生活必需品，只能由政府和家庭分担。政府财政允许时，应由政府承担，从而使家庭其余成员参加社会工作。

　　(五) 出生与死亡

　　每个人必然经历出生与死亡。这种必需品价格对民生也有极大影响。现在到医院生孩子与过去不同，没有五、六千元是不行的。死亡比之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咽气到入土为安两个过程，一套程序下来，需几万元人民币。这类必需品价格虽然一生一次，但是对于民生沉重的百姓来说，也是不小负担。3万元办一个丧事，对富人是小数，对穷人是难题。财税制度安排，应当能够让人快乐的出生，安乐的离去。
　　以上这些生活必需品理论上是无法绕开的，现实生活中也是回避不了的。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这些必需品价格就决定了民生状况。价格降低，民生状况改善；价格升高，民生状况恶化。

财税怎样保证民生

　　(一) 运用财税政策，促进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墨子说，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英明的有效的财税政策制度对经济对民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与西方不同，中国以民生为重，积极干预经济，是历代有为政治的文化传统。这也是中国经济长期领先世界的重要原因。在西方，是凯思斯使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的思想广为接受，并使财税政策成为促进经济和就业增长的民生工具。我们既要吸收中国历代治国的民生经验，也要研究宏观经济理论的成果，密切结合中国资源禀赋条件，促进中国长期繁荣发展。这是解决民生的为国之计。只有国民经济发展了，国民收入总量才能增加，进而社会经济福利才能增加。这也是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的基本观点。今天，尽管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和行为时刻遭受质疑，而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放弃过对经济的干预，即便是崇尚和标榜自由经济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如此。一个多世纪以来，政府组织规模日益扩张和收支数量日益增加，足以说明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实际上在进一步加深。我们要吸取西方福利国家的经验教训，既要解决好民生问题，让百姓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学有所教，也要防止由此背负过重而影响前进的脚步。

　　(二) 运用财税政策，优先支持民生产业发展

　　百姓生活的必需品就是百姓的民生。要改善百姓的民生就是增加必需品的生产供给，降低必需品的成本价格。要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办法是用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的制度安排。社会保险以及困难百姓救助制度必须建立在生产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如果不首先解决必需品产生供给问题，那么民生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社会保险及救助制度也不可能持久有效。再分配的办法不过是把富人的钱转移给穷人，并没有增加财富存量。增加民生产品的生产和供给的财政政策才能增加存量。

　　(三) 运用财税政策，重点促进民生产品生产率提高

　　假如一个人一天只能生产1个面包，那还不够他自己吃。假如一天能生产100个面包，那他除了自己吃，还能帮助10多个人。从生产率的角度看，社会福利的增加，归根到底是依靠生产率提高来保证。没有生产率提高做保证，没有更好更多的产出做依靠，社会福利的增加会最终导致社会物资的匮乏和生活水平的倒退。原始社会生产率极其低下，不可能有剩余产品发展社会福利。在过去的300年社会经济发展中，生产率提高了上百倍。这使百姓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从每年工作3000小时减少到1600小时(德鲁克)。是生产率的提高，使我们得到了温饱，有了福利，有了休闲。没有生产率的提高，这一切不可能实现。财税政策通过支持基础研究，如对谷物培育新品种，开发转基因食物等办法，提高食品生产率；也可以通过支持医疗器械研究，提高医疗生产率，让更多的人很便宜很方便的看病；也可以通过支持研制新型材料、新型房屋建筑技术工艺，降低建筑成本，提高建筑生效率，让每个人有自己的住房。如此等等。对有效提高民生产品生产率的一切活动给予财税支持和激励，是对民生的实质保证。

　　(四) 国家财政直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

　　目的是在百姓必需品发生任何形式的危难时，都有针对性的及时有效的解决。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