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广东中小企业经济论坛”有两条资讯引起了大家广泛的关注：一是在从紧货币政策下，上半年全国已经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因资金链断裂倒闭；二是为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国家发改委目前正同有关部门“研究”建立国家中小企业银行。

　　两条资讯，似乎一喜一忧。第一条资讯，印证了学界叫嚷的“流动性过剩”实为假象，否则大量的中小企业何以会因缺钱而“倒毙”？即便贷款是逐月增长的，但钱显然并没有流向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第二条资讯则更值得探究———“国家中小企业银行”的成立是否真能破解中小企业融资之困？
　　资金本身作为稀缺资源，其获取具有竞争性。中国大量信贷资源垄断在国有企业手里，成为他们投资于资本市场和房地产的工具，抬高资产价格，而不是流向实业，大企业垄断的信贷资源对中小企业的“挤出效应”无疑是明显的。这种情况下，成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银行似乎成了合乎逻辑的选择，犹如被称为“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创办的向最穷苦孟加拉人提供小额贷款的格莱珉银行。
　　不过需警惕的是，可能因为中小企业银行的成立，其他金融机构会理直气壮地不再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服务，致使其面临的信贷环境更为恶化，这种制度“悖论”早已经被制度经济学所证明。其实，在金融资源被四大行、数百家城市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基本垄断的情况下，究竟是一个专门的中小企业银行值得信赖，还是通过克服制度失灵，政府通过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让中小企业从这些已经存在的商业银行获得贷款更可行，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退一步讲，即使成立一个这样的银行，需要在全国成立多少家分支机构，投入多少工作人员和资金，才能服务于全国上百万家的中小企业？而且，这样一个“专门”机构，“垄断”了中小企业的贷款权，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新的寻租势必形成。
　　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鲜有成立所谓“专门”的信贷机构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有人说，日本中小企业也有专门的银行为其服务，可是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大财团大企业垄断的国度，其中小企业很少有发展良好的。就信用链条而言，中小企业信贷之难，关键在于其信用不足，从银行信用的角度而言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市场失灵”的表现之一。需要政府以自己的信用来代替商业信用，为其提供担保，无论是上世纪的美国，还是欧洲，都莫不如此。美国专门负责为中小企业贷款担保的中小企业管理局成功地履行了这种信用担保职责，其担保损失由政府承担，国会每年拨付预算。据统计数据表明，2000年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用2700万美元的担保，在公开市场得到了23亿美元的贷款。政府每投入1美元，预计损失8美分。这就是政府的全部风险。美国在中小企业担保方面无疑是很成功的。与其建立专门的银行，不如学习美国政府，完善担保机构，承担“有限”的担保责任。
　　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下，中小企业融资之困的制度根源，还在于宏观调控的“成本”完全转嫁于企业。在经济基本面逆转，通胀加剧的情况下，只是实行单一的从紧货币政策，而不是同时采用减税、扩大财政支出等财政政策。这和供给学派所主张的税收政策是相悖的，可能造成企业的大量倒闭和经济的衰退，最终导致政府税源的锐减。
　　因此，就中国当前的语境而言，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之困，恐怕并不在于去成立专门的银行。更应该优先考虑完善企业的信用担保体系，放松中小企业股权融资的相关政策，拓宽其股权融资的通道，鼓励养老、保险等公共基金通过股权投资基金等方式进入中小企业，加快创业板的建设，让资本市场不再成为大企业圈钱的“专利”，而是成为中小企业创业的起踏板。同时，考虑到从紧的货币政策刚显成效，千万不能轻易放松信贷政策，特别是对大企业和大的投资项目。不完善信用担保体系，放松信贷，中小企业仍然得不到贷款。就财政政策而言，尽管今年经历了雪灾和大震灾，但中央政府的财政之好是历届政府少见的，我们有足够的财力去实施减税政策。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日前在财政部官方网站撰文《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呼吁减税值得关注，虽然这只是他作为财政部部长针对个税调整的表态。在全球经济面临衰退的情况下，通过减免税，让企业休养生息，这才是解救中小企业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