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部长级谈判终究还是破裂了。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巴西和中国等7个世贸组织重要成员在小范围磋商中未能解决有关发展中国家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等方面的分歧，历时9天的谈判最后以失败告终。

　　多哈回合谈判始于2001年，是最新一轮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努力。但是过去7年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农产品贸易问题上的分歧却导致谈判进程几度搁浅，延宕至今。人们经常会问，农产品贸易谈判如此艰难，甚至经常是在世贸谈判中扮演“一谈就崩”的角色，而且农产品特别是粮食又是一个国家的重要战略物资和生存之本，为什么一定要乐此不疲、屡败屡战地谈到今天呢？
　　这里面自然是有着广泛的利益诉求。一直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在朝着扭曲价格体系的方向行进：在农业作为幼稚产业的国度中，往往施行的是通过剥夺农业剩余偏袒工业与城市的政策。于是，发展中国家国内粮食价格就被人为地压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但在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也担心如果放任欧美的低价农产品进入国内，会影响本国的农业安全；而在农业生产和技术水平已经遥遥领先的发达国家，由于农业生产者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较大政治影响力的利益集团，可以不断游说政府利用关税、进口配额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手段禁止海外竞争，同时又以出口补贴等形式低价向海外倾销国内过剩农产品。
　　这两只看得见的政府干预之手，横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这两股完全相反的力道，扭曲着原本自然的国际粮食贸易条件。形成的后果就是，发达国家的农民得到了政策性担保，生产积极性更高，结果粮食过剩更加严重；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受到抑制，生产积极性减退，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激化。
　　最近两年来，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在中国入世前，人们普遍担忧的是由于国际粮价低于国内粮价而可能造成的对中国农产品竞争力的冲击，而时移世易的今天的状况则是，国内粮价低于国际粮价。情况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没有发生变化的则是发展中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农业困境。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出现了一种对“生物能源”的狂热性追求，不仅带动相关农产品价格上涨，而且出口量也大大减少。这种变化通过全球贸易体系而放大，使世界粮食价格进入了一轮上行的轨道。粮食能源化拓宽了国内过剩农产品的消化渠道，实际上通过这种新的产业政策刺激国内需求，进而形成了对农产品自由贸易需求的一种替代，这也是近几年美国更加热衷于双边贸易谈判而对推动多哈回合的农产品贸易谈判兴味索然的一个因素。
　　而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比如中国，虽然自2004年以来通过免除农业税、实施种粮直补和农机具补贴、执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大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等进一步加大了农业投入，粮食产出也较前些年有较大的恢复性增长，但应当说国内粮价与国际相比仍然存在着倒挂，以至于前些时部分沿海地区海关粮食走私成风。而在国内粮食供需紧平衡状态下，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某种程度上还有印度)在世界粮食贸易体系中更多的是扮演进口国的角色，那么对这样的国家而言，粮食自由贸易的条件目前看来也不完全成熟。
　　多哈回合在农产品贸易上马拉松式的反复拉锯，其最终意图就是试图纠正前面提到的存在于发达国家的旨在保护农场主利益集团和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旨在保护农民弱势群体同时更是保护城市消费者群体利益而产生的被迫价格扭曲。对这种扭曲作苛刻的发生源考究，已属“鸡生蛋、蛋生鸡”式的无谓追问，关键在于寻找双方都可接受的妥协区域，而这个区域已经非常狭小。目前对农产品的自由贸易谈判的关切程度，恐怕第一位的是中等发展中农业出口大国如巴西、阿根廷；其次是仍然存在过剩粮食无法消化的欧美；而对中印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农产品自由贸易谈判就像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面对国际农产品贸易谈判的僵局，我们的基本态度应当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获得最坏结果就是成功。
　　此前曾有分析认为多哈回合谈判如果迫使发达国家在削减农业补贴上有较大让步的话，会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有多少积极影响。我认为这个结果是不确定的。农业生产格局对价格信号作出的反应和相应的重新调整是需要时日的，在一段时期内，中国对发达国家部分农产品的依赖性不会发生改变，因而进口成本会增加。至于这种价差是否会进一步促进国内的农业增产，也未可知，因为中国对农业发展、农产品生产的政策定位本就不是出口导向型的，而是基于满足本国基本需求之上的、总体而言属于自给型的。和石油一样，食品价格在中国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低估，不同于石油的则是，中国自己的食物自给率是可以给中国的农业政策足够的自信和回旋空间的，这就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个朴素的道理在经济全球化遭遇严重挫折的今天尤其值得重申。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哲学研究中心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