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日《新京报》“中美经济对话首现‘一致利益’”一文认为，在对抗通货膨胀这一共同敌人中，中美双方可能搁置此前在汇率、顺差方面的争议，对此次对话做了乐观的展望。但一条金融领域的新闻，却为这种预测带来一阵“寒流”：美国已暂缓批准中国最大两家银行在美经营执照，原因是担忧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作为这两家银行最大股东的角色。

    而在此前的6月16日，中国证监会对外宣布已批准瑞士信贷与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信方正”)。这意味着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第二轮序幕已经拉开。而随着这一轮金融开放的启动，华尔街投行在中国金融市场上建立实质上独立的经营实体已经从梦想变为了现实。
    相对于中国政府在对外金融开放领域所释放的积极信号而言，美国政府与监管层限制中国银行业进入的举措并未释放足够善意。美方解释为中国工商银行与建设银行背后的主权财富基金缺乏严格的信息披露，不具备足够的风险管理能力，因而可能构成严重的金融风险。
    但事实上风险管理能力很难具备一个统一的衡量指标，诚如美联储所言，中国金融业的风险管理能力还不足够，那么风险管理手段如此完善的美国市场却出现了导致世界经济濒临衰退边缘的次贷危机，作为监管者的美联储与作为经营者的华尔街金融大鳄们同样难辞其咎。
    任何形式的谈判均是以内容为王，而要想获得实质性内容上的突破，必须在事前建立足够的互助互信机制。否则规格档次再高的谈判也会仅仅流于形式。如果双边金融开放不是建立符合中美利益的对等基础之上，那么对任何一方都会造成严重的不利后果，并最终在实际上摧毁谈判形成的协议。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泰国、印尼等过早完全开放资本项目和金融市场，所得到的只是短期的过度非理性繁荣，并最终以货币金融危机收场。近期的越南又是一个不顾国内经济发展现状，过度开放金融市场而导致过度炒作，并最终酿成货币金融危机的典型案例。
    因而对于中国而言，在此次谈判过程中，首先仍应着眼于中国金融经济发展的现状，并充分吸纳亚洲邻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成败经验，再在此底线的基础上与美国谈判。当然，适当的做出让步姿态以获取更多的谈判空间是灵活有效的策略，但如果双方未能如预期达成一致，那么则应果断的终止无谓的损失。
    中美战略对话本身注重的是框架性的谈判和磋商。换句话说，对于美方而言可能更为注重谈判与对话的过程，而非在现实问题上取得足够的实质性进展。那么中方也无需在重要问题上做出重大的让步。相反，中美战略对话可以在其他能够达成共识的领域，如能源、环保合作上做重点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