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以来，随着国际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形势严峻，央行“堂吉诃德式”的紧缩货币政策万众瞩目。在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的取舍之间，央行似乎已经在通胀目标制下越走越远，也让人有了独立性增强的错觉。另外，随着中美利差的倒挂，利率似乎已经不再是操作目标，存款准备金率，信贷规模控制和人民币升值正成为央行抑制通胀压力的最优操作目标组合，但这种看似市场化的总量紧缩政策在非市场化的微观金融领域很难落实，而且正面临着权贵和外资的挑战。

　　由于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中国的金融体系存在严重的 “金融抑制”，过低的利率导致的资金需求和供给的缺口，必然要产生信贷配给的现象。在信贷配给制下，如中央党校教授王东京所说，能否借到钱，不是看你的经济效益，而是看你有没有“裙带关系”，于是那些国有企业和政府主导的投资性项目自然大获其利。而且，由于资金使用成本低，很容易形成投资饥渴症，产生国有热和民营冷的结构性投资过热现象。
　　如果此时再加上紧缩的货币政策，特别是不加息而调整存款准备金或控制信贷规模，就把难题抛给了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考虑到风险和收益的匹配，必然会选择低风险的贷款，从而加剧了中小企业特别是经营高风险项目的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同时，如果有关部门张开保护伞保护那些利益相关企业，对企业拍胸脯，对银行拍桌子，不仅会使紧缩政策效果大打折扣，而且会使金融资源的配置更加失衡。近期，“缝纫机大王”飞跃集团资金链断裂，有关部门强势介入就是个生动的例子。
　　此外，在全球化的时代，跨境资本流动对一国的货币政策也构成了挑战。央行力推人民币小幅渐近升值的指导方针，并且寄希望通过升值来缓解通胀压力，但金融市场的魅力就在于时间分布上的不确定性，如此明确的升值预期给了国际资本无风险套利的机会，无论是直接投资还是证券投资，或者趴在中国商业银行的账户上。再加上国内的紧缩货币政策，使内地企业纷纷向外资抛出了橄榄枝，外资也轻松地完成了从中国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的布局。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就会发现，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的紧缩政策至今，恰恰正是外资在中国翻云覆雨的时期，外汇储备的创纪录攀升和“地下钱庄”的兴旺就是最好的佐证。
　　目前的紧缩货币政策，已经与既定目标背道而驰。对央行来说，首先，应确定通胀的原因，如果结构性通胀且是全球现象，就没有必要用一刀切的货币政策独自承担全球通胀的成本，而要采取差别化的货币政策，把总量过剩的流动性引导到局部流动性不足的地区，比如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要照顾到面向贫困地区的中小银行；其次，要尽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否则货币政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且还会“助纣为虐”，使国民经济冷热不均；再次，汇率政策必须要进行调整而且要加强外汇流出的管制，因为在国内通胀压力加大的情况下，理论上名义汇率存在着贬值压力，而不是升值，如此的单边升值不仅会削弱央行的货币发行权还会加剧中国经济的金融风险，毕竟外资是逐利的，而且没有内地企业的承接，所谓的技术外溢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最后，是要加强央行、财政部与发改委的功能协调，这也是大部制改革的要求所在，现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或许才是最好的政策组合。而且在CPI逐步回落的基础上，进一步理顺能源价格体系也是当务之急，毕竟我们所谓的经济过热正是在对资本、劳动、能源和环境的廉价利用下获得的，而价格才是引导资源配置的最好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