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的显性化和扩散化意味着，既往的靠低要素价格高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而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确立的前提和核心在于整个价格体系的重构，即要从根本上纠正价格体系的系统性扭曲，切实建立起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

　　为了减小放开价格对企业和居民的冲击，尽可能熨平经济的波动，政府应当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予以支持和配合
　　中国如何走出目前通货膨胀的阴影，笔者概括为十二个字：放价格、减税收、松信贷、稳汇率。
　　关于中国目前通胀的成因，理论界争论激烈，但无论是需求拉动型、成本推动型，还是输入型，其背后的根本逻辑必须理清。无论哪种成因，其背后的根源到底在哪里？笔者认为，中国通胀的本质在于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的长期累积——经济体价格体系系统性扭曲。

　　理顺要素价格机制

　　中国经济过去的高增长、低通胀很大程度上是严重透支的结果，透支了要素低估（煤、电、油、运、水、气等资源要素价格都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透支了人口红利（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20年时间里，如果剔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农民工的工资几乎没有什么增长），透支了环境红利。可以看到，我们产业的利润由此得到明显提高，企业投资、生产的激励得到明显增加，很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会暂时增强。
　　随着经济发展的加速，中国也在为长期要素价格管制和扭曲付出越来越沉重的代价，大量资源消耗型产业向中国转移，使得短期内中国制造业急剧膨胀（从这个角度看就是需求膨胀导致了通胀，当然这个需求主要来自于外部，中国拿低要素价格高投入制造价廉物美的商品来“贴补”国外的消费者），国内初级产品对外依存度急速上升，如此，中国经济必然与可能是全球最不稳定的货币——美元，拴得越来越紧。只要美国人一松货币，中国就得承受原材料价格上涨这种输入型通胀的压力，用低要素价格和政府所积累的财政“扛”着。
　　但是这种“扛”必然是有限度的，政府财政总有扛不住的时候，必然传导给企业——要企业“扛”。当企业通过生产率的提高也无法从内部消化成本上升压力的时候，就只能选择外移，让下游企业和消费者承担，最后的结果就可能演化成恶性的通货膨胀，以需求骤然下降、产能过剩、经济陷入通缩的泥潭才能终止这个周期。
　　所以，某种程度上讲，本轮通胀是过去30年被管制价格的全面反弹，带有为从前高增长、低通胀的“奇迹”埋单的性质。通胀的显性化和扩散化意味着，既往的靠低要素价格高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而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确立的前提和核心在于整个价格体系的重构，即要从根本上纠正价格体系的系统性扭曲，切实建立起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换句话说，只有当资源要素价格上涨能真正成为投资规模的“自动刹车器”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才可以说初步得以确立。
　　理顺要素价格机制、逐步解除价格管制、释放通胀压力的改革成为治理本轮通胀不可回避的、最根本的任务。我把它概括为“放价格”，而其他的政策都必须服从于、服务于这个目标，以保证这个目标的最终成功。
　　如果回到货币学派眼光来看，事实上，放开价格管制实质上是最有效的需求紧缩，只有要素价格上涨，才会迫使那些严重消耗资源的企业关门停产或转型，迫使企业节能减耗，迫使企业节约要素的使用，迫使企业自主创新、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来消化成本上升的压力。
　　当然，理顺价格改革可能会使企业面临短期的痛苦调整。国内要素价格与国际价格的接轨，国内短期CPI和PPI可能较大幅度上涨。但是可以预期的是，这个过程不会很长，因为中国放松价格管制的直接效果，会导致全球商品市场价格开始向下回落，因为价格的放开，意味着商品市场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能源需求增长的预期要大幅向下修正，所谓中国需求一直是国际投机资金角逐商品市场的理由。随着中国因素的降温，将导致资金从商品市场撤离。
　　笔者以为，当下国际能源价格飙升，某种程度上带有某些国际炒家要挟中国经济的成分，它们在博弈中国政府不能迅速地、从根本上推动理顺价格体制的改革。事实上也是，中国的这个过程拖得越久，商品市场这个泡沫牛市就有了持续的理由。现在看来，期望国际能源价格大幅回落、时机有利时再启动价格改革的想法是天真的。试想大家都知道你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性改变，投机资金会真正撤离吗？

　　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

　　为了减小放开价格对企业和居民的冲击，尽可能熨平经济的波动，政府应当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予以支持和配合。
　　“松信贷”，是指为目前严厉的信贷规模控制松绑。在一个政府主导作用还很强的经济体制中，信贷总量政策往往是一刀切的效果，导致信贷结构进一步扭曲，政府直接和间接相关的企业部门更容易或者更大份额地获得信贷资源，而经济中最有效率的私人部门，面临两方面的沉重压力：一是要素成本高企，二是出现更加恶化的信贷紧缩，导致企业效益下滑，本质是劳动生产率开始下滑。所以货币当局必须把工作重心从紧缩信贷转移到资金的有效配置上来，特别是积极支持私人投资的发展。在市场经济体中，信贷需求的真正控制靠的是企业的自主选择，如果价格理顺了，企业投资的利润率正常化了，信贷的过热需求自然就消失了。
　　“减税收”，指通过财政补贴和减税，减轻企业面对的成本上升的压力，支持企业积极进行产业调整和升级，依靠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来提升劳动生产率。这样才能真正将成本上升的因素尽可能消化在企业内部，通胀才能真正得到抑制，不至于转化为恶性的通货膨胀。通过财政补贴和减税手段，稳定通胀的预期，减轻百姓通胀的负担。
　　最后一点是“稳汇率”。更准确地讲，是稳定人民币汇率的预期。今年央行在货币政策空间已非常狭小的情况下，仍然频繁操作，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冲国际热钱涌入。但是，货币当局应回过头来想一想，为什么在今年内外环境都很窘迫、中国经济很可能出现拐点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压力反而加强、热钱更大规模地加速涌入呢？
　　次贷危机后，全球流动性过剩骤然滑向流动性紧缩，全球处于严重信用收缩状态。在此背景下，资金流向最可能的是从一个高估值或泡沫比较严重的资产中撤离。今年以来，中国的资产泡沫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从一季度的股市暴跌和楼市低迷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笔者总的判断是，前些年大量涌入中国购买人民币资产的中长期资本是在撤出的。是否撤到了境外，还有待观察，但长期资金短期化倾向已经十分明显。
　　一季度数据显示短期热钱还在大量进入，一季度储备增加了1839亿美元， 除去FDI的247亿美元和顺差414亿美元，其中850亿美元流入没法解释（有解释说是央行非美元资产收益，可以大致测算的是那个收益每个月大致60亿～70亿美元），更值得注意的是，一季度外商直接投资同比增长61.3%，在两税合一、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不降反升，这让人难以理解；而在一季度订单大幅下滑的情况下，4月份顺差仍高达166亿美元，出口增速高达21.8％，5月份出口增速加速至28％，顺差202亿美元，实在让人意外，这中间有多少是真实贸易？反常只能说明假道贸易项的热钱的加速涌入。金融顺差替代贸易顺差的危机征兆开始显现。很显然，其中大部分应该属于短期套汇。
　　去年8月份以来，央行在去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表示本币升值有利于抑制国内通货膨胀，使人民币加速升值的预期明确，短期内进入中国套汇的利润丰厚（结汇后躺在银行的储蓄账户上就有年率15％的收益）。
　　坦率地讲，在国内劳动生产率进入拐点尽显、通胀压力释放的情况下，在全球信用紧缩的背景下，人民币升值压力本该较去年大幅减轻的，但事情走向了反面，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货币政策的偏差。如果央行不尽快稳定汇率预期，不但抑制不住通胀，相反只可能陷入与流动性的不断搏斗中。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