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要：近期我国出口食品和玩具的质量风波，使我们对外贸出口有了检讨和反思的契机：以低价格、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战略，已经需要进行调整。我国的外贸出口已经到了从线性数量增长，转型为非线性质量增长的战略发展关口。在实质上，这可能是我国经济强国战略的下一个篇章。

　　对于近期围绕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引发的风波，国际上比较客观的报道指出：这次风波，有我国厂商质量控制的问题，更有外国的品牌商、进口商以近乎残酷的压价，造成没有定价权的我国制造企业，被迫使用被禁用原材料完成订单的事实。在产品的质量问题之外，还有中国制造商饮鸩止渴的无奈选择。我国政府对于国外的质量诉求，做出了全面快速的回应。国外媒体多非善意的炒作，可能将会渐渐的平息。但在这次产品质量风波延续的过程之中和之后，我们已经不可能再重复“常规线性”的出口增长惯性预想，有必要通过经验总结和观念创新，寻求不同以往的出口增长方式。
　　过去20年，由于我国制造业出口的快速增长，为国内经济的持续发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及城市新增劳动人口就业，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外贸为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世界经济较快发展的历史背景下，根据国内人才、技术、资金、企业管理和生产能力等现实条件，我国接受了发达国家按制造技术含量高低的产业链垂直分工，以大规模制造或组装出口低附加值生活必需品为突破口，以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发展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外贸成就。2001年，我国的外贸总额为5097亿美元，外汇储备2122亿美元；同年日本外贸总额为7563亿美元，外汇储备4015亿美元。到了2006年，我国外贸总额为17607亿美元，外汇储备达到了10663亿美元；而同年日本外贸总额为12266亿美元，外汇储备为9600亿美元。如果从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1978年起算，那年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为206亿美元，处于全球第32位；到了 2006年已跃居全球的第三位，超过了“贸易立国”的日本。数据的对比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历史进程，的确令世界震撼。也使人有了一种真实的感觉——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经济史，出现了乾坤的翻转。
　　今年欧盟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去年从我国的进口额达1915亿欧元。欧盟从美国的进口额为1762亿欧元。我国取代美国，成为欧盟最大的进口来源国。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我国在去年成为美国第二大进口来源国，美国从我国进口商品价值达2880亿美元，占美国消费品进口的40%，美国市场对我国消费品已经有相当程度的需求刚性。今年4月日本政府公布，在至今年3月底的财政年度，日中间直接贸易为25.43万亿日元；日本与美国的贸易为25.16万亿日元。中日贸易首次超过了占第一位日美贸易，对于日本经济而言，我国有了过去难以比拟的国际影响力。按我国海关统计，我国在2004年成为韩国第1大贸易伙伴，去年中韩两国贸易额几乎是韩日和韩美的贸易总和。去年我国已经是非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东盟和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拉丁美洲、波斯湾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最快的伙伴国。这些正是我国经济产生全球影响的基础性因素。商务部数据：大陆已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台湾经济对于大陆市场已经有了很深的依赖。
　　在庆祝我国外贸取得伟大历史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通过全面的分析，反思这30年对外贸易积累的教训和欠缺，通过创新和改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我国外贸更高层次的战略转型——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为此，本文尝试着提出以下的初步思路。
　　首先，我国制造业应逐步向国际制造产业链的上游、价值链的高端实现战略转型。
　　我国的制造业通过几十年的引进吸收、集成创新和自主原始创新等技术进步和管理提升的积累，已初步具备从产业链上游高附加值的元器件、高级材料、高技术装备的设计制造入手，形成现代的先进制造系统，去超越单一成本比较优势的不全面竞争力出口模式，逐步转变为以先进的技术、管理和成本控制所构成的全面竞争力出口模式；并以较宽的产品线进入国际制造产业链的中端和高端市场，逐步夺取产品的定价权，彻底改变我国制造业沦为美国、欧盟、日本，甚至韩国、台湾地区企业赚取超额利润的低成本制造产业链的国际分工状况，进而把握我国外贸的发展主导权和主动权。这对于我国外向经济谋求更高的产品附加值，较高的环保节能水准及非资源性制造产品出口的持续发展，都具有战略意义。
　　1970-1990年，日本向国际市场出口了大量的半导体、轿车、彩电、录像机、船舶和钢铁等当时的高技术工业品，国际上就认可了日本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地位。今天的中国已经有200多种工业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总量达到了世界第一，钢产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但中国并没有被世界公认为经济强国而只是经济大国。强国和大国的区别主要不是在主流工业制造的产品数量上，而是在技术、附加值、品质、品牌及价格的全面竞争力质量指标上，以及该国的制造业是否处于国际制造产业链和服务产业链的中高端，而非中低端的国际产业生态位置；还有该国的产业链是否具有可获取商业价值的完整形态。
　　我国拥有巨大生产能力的制造产业，往往擅长低成本的下游组装制造环节，而非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和设计等高附加值的上游环节，这就是今天我国还不能据有制造业强国地位的根本原因。实现战略转型，将使我国的制造业逐步具备过去所不具备的技术能力和附加值水平，并由国际垂直分工转而加入国际高新技术产品线的水平竞争，走向经济强国战略的更高层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具有经济效益的垂直分工型产品的出口比较优势以及大量的就业岗位。
　　当前，在中央改革和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及分配制度的有利形势下，我们也应该着手调整我国的大型制造和贸易企业的发展模式和战略。我国的大型外贸企业应着手在全球构筑商业网络，树立起现代国际贸易的企业形象；出口经营范围应随着我国国内制造业的产品和技术的升级，由服装、纺织、玩具等轻工业领域拓宽到中、高技术产品领域，加速向国际市场推广中国制造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商用汽车、通信器材、工程机械、数控机床、电力设备和冶金成套设备等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最终的目标是改变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建立有国际影响力的自主品牌，控制国际价值链的核心部分。
　　其次，对于国际市场仍然需要的我国低技术生活消费品，应该转变营销观念。
　　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一般拥有较高的生活必需性权重，并不一定只能接受外国进口商的极低报价。既然美国、欧盟、日本，甚至韩国以及台湾地区对于我们的这类产品有一定的需求刚性，我们在进行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同时，也应进行生产能力和出口总量的调整，迫使外商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问题是我国的制造出口企业和外贸企业应该尽快有效地组织起来，在国内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的协调下，采取更为有序、更有效益的进出口控制，调整出口产品的价格策略，以增加我国制造业的国际收益水平。很难想像，即将成为世界第二贸易大国的中国，出口产品长久处于“价廉物美”的境地能够成为贸易强国。
　　最后，是打造我国经济更为完整的制造与服务产业链。
　　将我国制造产业链向上延伸到新产品创意、设计和研发，以及国际金融服务，国际信息服务，国际供应链服务等高价值的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向下延伸到国外市场的进出口业务，跨国物流配送和批发零售等消费性服务业，以实现我国外向型经济从单一的，不完整的国际产业链格局，向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完整国际产业链和高收益的国际价值链实现战略转型。美日欧的企业已经把他们的产业链延伸到了中国，我们也可能按WTO非歧视的原则，把产业链延伸到他们那里。
　　具体到我国的企业层面，就需要提高我国制造企业的营销水平和企业经营模式的效率，提升我国企业和产品品牌的市场价值——在金融服务领域培养我国有竞争力的跨国银行，在物流领域培养我国的FEDEX和MARESK这样的强势企业、在国际进出口服务领域培养如同日本综合商社那样闻名世界的商贸企业，在国际批发零售领域培养出自己的沃尔玛式的跨国零售巨子；我国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应以此为下阶段的努力目标，不断争取从国内制造业延伸到国际服务业的全产业链国际收益。
　　我国每年出口到美国、欧盟和日本大约5000亿美元的生活消费品在进入国际供应链之后，在流通环节产生了数倍于我国产品离岸价的增加值。正是这一巨大的增加值，成为美欧日流通企业的商业利润、GDP、税收及增加就业的商品基础。换句话说，我国大量价廉物美的工业产品，成为美欧日服务业运转并获取巨额利润的“原料”。我国企业理应分享国际供应链的巨大增加值，我们应该改变这样的现状。我们应该把现代经济观念转向对国际产业价值链的观照上，逐步地形成我国的现代企业及其互联链式的价值关系形态，构建对外贸易强国的坚实微观层面，并以此形成经济全球化潮流中富有总体竞争力的我国外向经济的现代宏观形态。

(作者单位：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