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环境”已是无可争议的关键词。
　　有人说，环境污染是任何一个致力于现代化的国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有人说，环境保护是一个后现代的命题，即富裕国度富裕民众“吃饱了”以后提出的更高需求。我本来也同意。但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如果学西方那种“吃法”，中国还没“吃饱”就要提前为生态环境付账。因为中国的人均资源少、环境容量小，走不成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工业化发展的路子；因为那些发达国家早已制订好了有利于他们的各项国际规则，使中国的污染成本不能像他们当初那样转移出去，只能自己硬扛；因为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更非帝国主义，不能搞生态殖民主义。我们不仅要对自己的人民，也要对世界人民负责。我们只能在人均3000美元时提前解决环境问题。况且，解决环境问题也为中国各项变革提供了试验田。因为环境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方面面，几乎囊括了这个时代中所遇到的绝大部分信息，是一个大转型社会的缩影。

一、什么是环境经济政策

　　一个大国发展需要有个魂，科学发展观就是魂；有了魂就需要有个方向，这便是可持续发展战略；有了方向就需要有行动机制去完成，这便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现行的法律与体制进行的变革；而支撑这一变革、贯彻这一理念的，是一套新政策。
　　环境经济政策是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运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收费、保险等经济手段，调节或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以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手段。它以内化环境成本为原则，对各类市场主体进行基于环境资源利益的调整，从而建立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资源环境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与传统的行政手段“外部约束”相比，环境经济政策是一种“内在约束”力量，具有促进环保技术创新、增强市场竞争力、降低环境治理与行政监控成本等优点。
　　根据控制对象的不同，环境经济政策包括：控制污染的经济政策，如排污收费；用于环境基础设施的政策，如污水和垃圾处理收费；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如生态补偿和区域公平。若根据政策类型分，环境经济政策又包括：市场创建手段，如排污交易；环境税费政策，如环境税、排污收费、使用者收费等；金融和资本市场手段，如绿色信贷、绿色保险；财政激励手段，如对环保技术开发和使用给予财政补贴；当然还有财政转移支付的生态补偿手段等等。
　　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国际社会迄今为止，解决环境问题最有效、最能形成长期制度的办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经济政策对中央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施至关重要。

二、环境经济政策在国外的实践

　　从发达国家的实践历程可以看出，建立和实施一套全方位、多领域、全局性的宏观环境经济政策，能以较低的成本达到有效控制污染的目的。目前，世界各国总结出来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基于两类理论：第一类是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观点，即“科斯手段”，认为明晰产权对环境问题非常重要。第二类是基于福利经济学观点，即“庇古手段”，认为税收收费制度非常重要。综合来看，各国的环境经济政策都具有几个共性：
　　其一，普遍体现为一种政府对经济间接的宏观调控。通过确定和改变市场游戏规则来影响污染者的经济利益，调动污染者治污的积极性，让污染者也来承担改善环境的责任。
　　其二，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利用税收、价格、信贷等经济手段来引导企业将污染成本内部化，从而达到事前不得不自愿减少污染的目的，而不是事后。
　　其三，政府部门间在环境问题上的政策协调越来越紧密，都倾向一种混合的管理制度。随着环境政策纳入到能源、交通、工业、农业部门的政策中，环境政策与部门宏观发展政策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客观上把经济手段与行政监管更有效地结合起来。
　　其四，逐步从“秋后算账”向“全程监控”转变。这种转变使得某些类型的经济手段，如产品收费、注册管理费、清洁技术开发的补贴和押金制度等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严峻的环境形势使我们比发达国家更迫切需要出台环境经济政策。况且，发达国家现有的环境经济政策的成功经验已摆在那里。而我国目前环境经济手段很少，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独立的政策体系。原因之一是没算好两笔账。一笔是照目前高能耗、高污染的模式发展下去，也就是不实行环境经济新政策，我们重化工业的发展空间还有多大，还将付出多少环境资源代价？第二笔是实行了环境经济新政策后，我们的GDP增长速度要下降多少？政策实施和增长模式转型成本到底有多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否承受得起？算不清这两笔帐，决策起来就少了些科学依据。两赢的道路变成了两难的选择。好在环境恶化的形势即便不用数字，只凭眼睛也能看到。形势不允许我们在“万事俱备”下再去实施那些理想的环境经济政策，只能边算帐、边研究、边试点、边总结，联合各方力量，全面推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框架。

三、先建立哪些环境经济政策

　　这里我就简单谈一下。一是实行绿色税收，就能通过税收的“胡萝卜”和“大棒”来奖善惩恶；二是加强环境收费力度。彻底改革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现状；三是建立绿色资本市场，斩断污染者的资金链条，保护环境保护项目的投入。这方面我们已经与人民银行证监会发布了相关基础性文件；四是生态补偿试点，为中国制订可持续发展战略，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奠定基础；五是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利用市场力量实现环境保护目标和优化环境容量资源配置；六是完善绿色贸易。在西方国家普遍设立绿色贸易壁垒的形势下，我国的贸易政策应该做出相应调整；七是建立绿色保险。用市场手段加强环境风险管理，为企业、公众和政府提供一个符合三方共同利益的政策平台。近期我们已与保监会成立合作机制，准备在有条件的地区和环境危险程度高、社会影响大的行业，联合开展试点。
　　以上粗略介绍的七项政策，在国内外学术界、各相关部门都已经反复探讨过，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在我国政策实践中却迟迟没有推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涉及到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和各个地区之间的权能和利益调整。当理论的前瞻性与分割管理体制下的利益格局发生冲突时，环境经济政策就难免“知易行难”。因此，我现在谈环境经济政策，不只是要做一个理论研究，更是想呼吁各部门建立节能减排新政策的联合研究机制。
　　仅仅因为一个部门或一个地区的利益，而使有利于更大公共利益的政策实施受到阻碍，这种事并不少见。政策没有推行虽令人遗憾，但更值得深思的是行政体制改革滞后的深层原因。在此表个态，任何一个宏观经济部门愿意来主导推行环境经济政策，我们都会大力配合，甘做配角。如果别的部门不积极“出头”，那么我们希望有更高层次的协调机制整合各方力量推行此事。只要能办成事，我们无所谓部门的“权和利”。环境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中国的国际形象不能等，国家的政治稳定不能等，社会和谐不能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能等，人民的生命健康不能等。
　　从我局与各宏观经济部门合作情况看，一年内出台若干项政策；两年内完成主要政策试点；四年内初步形成中国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是可以预期的。一旦推行环境经济政策，不仅对中国环保事业有重大意义，也为中国科学发展观与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将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重要标志。
　　以绿色为导向的市场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将培育造就担当绿色责任的企业；以绿色为导向的社会是成熟的公民社会，将培育造就担当绿色参与的公民；以绿色为导向的政府是成熟的执政主体，将培育造就担当绿色执政的官员。以绿色为导向的市场、社会和政府将构成绿色责任、绿色参与、绿色执政的有机主体，将构成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巨大合力。“绿色中国”有望实现。

(作者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