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同志6月25日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刻把握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形势下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自觉地促进科学发展，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伴随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经济社会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的综合国力、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世界排名，都大幅度前移。但也不可否认，在新的形势下，既有新机遇，更有新挑战，特别是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形势下，我们将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这些矛盾和课题的解决，将决定今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走势、速度和质量。
　　首先看“工业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迈向现代化离不开工业化，或者说，工业化是任何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0多年来的改革和发展，主要动力靠的是工业化；开放和引资，主要领域仍然是工业领域。但另一方面，由于发展带来的问题，主要也集中于工业化领域，比如，能源和资源消耗过高，工业领域“功不可没”；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事件，“祸首”往往是工业企业；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在工业领域表现得极为突出，重工业过重、投资热持续高温难退，在工业化进程中一再出现。
　　搞现代化不能不搞工业化，但工业化下一步应该怎么搞？应该有怎样的产业政策引导工业化？怎样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今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笔者以为，要在产业结构取向上予以引导，鼓励产业由高能耗、高资源消耗向低能耗、低资源消耗转换转化，增大产业的科技含量、品牌含量；要根据中国国情，在发展大企业、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不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以解决日益严峻的就业问题；在大力发展制造业的同时，进一步鼓励第三产业的发展；用更大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投入，发展环保产业，等等。
　　“城镇化”也充满着挑战与机会。虽然近20年来已经有2亿农民变成了“农民工”，在职业上已经不是农民，但是，中国的农村人口依然大大超过城镇人口，而城镇人口比例的上升，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换言之，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城镇化的任务艰巨，道路曲折，需要我们认真思索。中国城镇化之路应该怎么走？以前有句话，叫做“离土不离乡”，主要是让村镇发展工业，就地解决农民的就业和安置，或是在小城镇就近解决农民的“城镇化”。但是，这种思路并不能大规模的开拓农民的就业出路，也和企业及产业发展需要集中于大中城市的基本规律相悖。大中小城市并举，在政策上给予农民进城务工以更多的支持，将是今后城镇化进程中的政策主导。
　　“市场化”会让许多同志感到迷茫。的确，中国20多年来的市场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有不少国家承认了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现在绝大部分消费品的产销已经充分市场化，大部分生产资料品也已经以市场营销为主。但是，市场化的任务和压力依然存在，这是因为，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其内容、领域和特质都更加复杂和专业化，其中最明显的，是市场化进程逐步由有形商品向无形商品转化，由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转化，由物质市场向资本市场转化。比如，大量的专利、特许和知识产权交易，以网络为代表的支付手段和交易内容的丰富，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的资本市场的高速发展等，为“市场”增添了许多新内容，我们只有加速学习和掌握这些新知识、新规律，才能在下一步的市场化进程中不被淘汰。
　　“国际化”是另一个挑战。在新的形势下，我们的外贸和引进外资如何进行，都需要重新审视。过去，“出口创汇”是值得大力鼓励和提倡的，现在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世界第一，外贸顺差与日俱增，再靠拼资源、拼廉价劳动力、拼低价格出口，已经难以为继；我们需要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品牌含量；吸引外资也不再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要根据产业发展的需要和环保的要求，有意识的引导外资向“良性循环”的领域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与外资的磨合中，由于背景、文化和经验上的差距，内资和外资在如何合作的认识上不断产生矛盾，不久之前发生的“徐工”案，以及最近还在不断激化的“娃哈哈”与达能纠纷，暴露了在“国际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更深层次地了解国际惯例，熟悉国际法律法规，认识跨国巨头的经营模式和购并模式，为在“国际化”进程中立于不败之地做好充分准备。

(作者单位：中共鞍山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