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人口红利、国家财政红利、金融红利、资源红利、环保红利、社会发展滞后红利，都直接或间接转化为GDP，所以才有粗放经济的GDP高增长。中国如不想失去规避粗放经济增长享用红利断链风险的主动权，关键是政府也需要建立起清楚的、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则，并遵循这些规则。
　　纪念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想起本人探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一篇文章《粗放经济增长的极限》(中华工商时报1998年8月31日、9月7日、9月15日)，当时研究这场危机爆发之因的专家学者多在“金融”上做文章。我认为金融是毛，实体经济是皮，不可能有实体经济健康的金融危机，循此思路，提出亚洲金融危机之因是粗放经济增长至极限的观点，并特别指出中国粗放经济增长的极限已见端倪。近10年过去了，中国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并未转变，且投资效率持续走低。以增量资本产出率，即每增长1亿元GDP所需投资资金考核，“六五”至“十五”分别是1.8亿、2.15亿、1.6亿、4.9亿，“十五”头三年5亿，“十五”末(2005年)5.4亿(亚洲金融危机前从马来西亚一直到新加坡都达到5亿，而发达国家、经济效益好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是1到2亿。)这样的高投入低产出竟能支持GDP年均9%以上高增长，简直是个谜。是谜总有谜底，谜底是什么呢？
　　粗放经济高增长是因其享用无本“红利”
　　对粗放经济，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概括的特征是：高投入、低产出、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无论从理论讲或实践上看，微观或宏观经济增长，都依赖于经济运营中剩余价值即新创造价值的增长，所以说，剩余价值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力量。粗放经济剩余价值率很低，不可能依靠其创造的剩余价值支持长期高增长。理论上讲不通实践上却做到了，这必然有外生力量弥补其内生力量之缺口，我认为是粗放经济增长享用无本“红利”。虽然市场经济的改革带来的要素生产力提高，对经济持续增长有着根本的贡献，但这种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是最大的。这种红利包括
    一、 人口红利。人口老龄化到来之前充裕劳力供给压低劳力成本，养老保障负担较轻。在保障能力上并未为老龄化到来做好准备，2万亿社保欠账未弥补，又形成个人养老账户8000亿空账。
    二、 国家财政红利。计划经济时期既无内债又无外债，1990年代之前财政债务和赤字也很少，其后10多年间财政债务和赤字接近发达家国家上百年形成的水平，万亿元国债投资带动5万亿投资，为通缩期GDP年增长贡献1.5到2个百分点。
    三、 金融红利。央行某官员说，这些年(1998年以来)为了推进金融改革，为了救助这些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信用社和证券公司)，为了使他们稳定发展至少花了5万亿元人民币(上海证券报2007.1.27江爱华等)。据悉农行改革还需获9000亿救助。如无这些资金救助，不少金融机构和企业可能倒闭破产，导致经济增长中断。
    四、 资源红利。压低资源要素价格(土地、资金、能源、水等)。以土地为例，地方政府低价征地高价卖地成财政收入重要来源，2003年有专家估算政府土地收益已达2万亿元，此后每年五六千亿元。企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低价用地降低投资成本，国际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征地费用占总投资的40%至50%，而中国仅占3%至5%，据悉国债投资项目征地价最低。征地费用如达到国际标准，好多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公路就建不起来。由此造成五千万无地无岗无社保农民。其他资源价格如能反映稀缺程度，会造成企业大面积亏损甚至破产。
    五、 环保红利。2006年9月7日国家环保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称，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GDP污染扣减指数为1.8%。10年累计数字更惊人，而10年前环境恶化已很明显。
    六、 社会发展滞后红利。教育投入按国际低水平讲，1990年至今短缺不下2万亿元，医疗卫生投入短缺高于这个数，因其与国际水平差距更大。社会保障标准低覆盖面窄，有的还几乎是空白，如住房保障和农村医疗保障、最低生活保障。被挤占的社会发展资金多用于投资和救援国有企业。
　　以上红利都直接或间接转化为GDP，所以才有粗放经济的GDP高增长。
　　警惕粗放经济增长享用“红利”断链风险
　　一国经济起步期，由于经济体制、政府管理水平、企业经营水平、人力资本和技术诸多限制，不可能是集约经济，让粗放经济享用“红利”以实现经济增长也是一种智慧选择。这种选择既促进经济增长也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创造条件，因为经济增长方式只能在经济增长中转变。但如果经济增长长期享用红利而没有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和社会将会出现问题，因为红利输送有经济和社会承受极限。我国目前就呈现这种状况。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粗放经济增长享用红利是“跨期替代”透支行为，是资源资本、社会资本增量的负值。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长期不转变，透支至极限且无力还账就走到它的尽头。红利断链抬高增长成本又减缩支撑力，经济无力承受带来经济风险；继续透支，社会无力承受加剧社会问题矛盾。综合地讲，集约经济增长方式是增加内涵扩张外延式增长；粗放增长方式是吸取内涵扩张外延式增长。内涵形成空洞，空洞扩大至内涵无力支撑外延而塌陷就会有危机爆发。如果说以前讲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未雨绸缪的话，现在讲这个转变已是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急迫需要。如果短期内没成效，经济社会发展难以为继。更值得警惕的是，“在错的路上走的愈远，退出的成本就愈高，甚至会锁定在这个路径之中。一旦锁定，就会像诺思所说，除非经过巨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了。”(吴敬琏)
　　规避风险根本之道：“重新思考政府”
　　任何一种经济增长模式都建立在特定的体制基础之上。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其经济体制，有经济学家称“统制”经济，市场是政府主导型市场，金融危机也意味着政府经济作用已到极限。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谈及东南亚金融危机根源时认为：“在于政治、政府与商界没有保持必要的距离。”正如诺斯所说，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危机过后，这些国家“重新思考政府”，改革政府，压缩政府经济权限，放松经济规制，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从危机中走出来。
　　中国作为转轨和发展中经济体，一定时期市场还没有足够力量替代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经济。政府放弃这个时期应有的经济职能，经济可能“休克”。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政府积极作用是重要原因。市场力量增强，市场机制形成之后，政府应相应退出市场，但政府退出滞后，仍控制着要素资源，市场只能在商品领域发挥作用。政府还控制着重要行业，市场只能在“体制外”发挥作用。政府有权力有资源主导经济，这就沿袭了计划经济发展模式，一切为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就是一切。发展模式延续必然是粗放增长方式延续。粗放经济自身无力维持生存和增长，就用行政手段调动资源资本、社会资本支持，否则难以为继。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是根本之道，但改革和发展“二马争道”，改革争不过发展。当问题凸现，解决问题不是从体制入手，而是重堵轻疏，重短期轻长期，重局部轻全局，重相机抉择轻制度规则。往往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又成为出现问题的原因，按下葫芦浮起瓢，甚至按下一个葫芦浮起几个瓢。“横拿竹竿是走不出森林的”，体制成本之上又加摩擦成本，经济增长率与剩余价值率“剪刀差”加大，风险加重。“现有的增长模式有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即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只要政府仍然主导资源配置，增长方式就不可能转换。”(许小年)。
　　政府改革也不断进行着，但往往形式大于内容，缺乏实质性突破。这既有思想障碍又有实践阻力。世界上的事往往是，当成功的时候，就不会轻易放弃带来成功的东西，当受到挫折的时候，就会痛快地抛弃带来挫折的东西。正如日本人对自己的总结，“如果你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就不会轻易放弃带来成果的东西。”这种思想障碍往往又在国外政治家、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经济学家对成功的赞扬中加强。不过，管理学上有句名言：你昨天的成功与你明天的成功没有必然的联系。成功有其成功的特定背景，时过境迁不做调整，成功的东西可能转变为带来挫折的东西。发展经济上我们最不缺乏的是创造奇迹的理想和激情，缺乏的是对问题和风险的认识。世界经济史上，辉煌反被辉煌误并不罕见。实践上的障碍在于显规则胜不过潜规则。《行政许可法》、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发展非公有经济36条，对压缩政府经济权限，转变政府职能，放松经济规制都有很强力度，但实践中并无多大变化，被潜规则架空程度远胜于实施的程度。2005年8月，郑州市商务局等单位曾经对郑州市的投资环境和法制建设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2005年郑州企业用于与政府打交道的非正常费用支出比2004年几乎翻了一番(21世纪经济报道2006.11.22)，而《行政许可法》是2004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改革越深入，其举措的边际效力递减越明显，甚至可能趋向有等于无的极限。所以提高政府的组织权威和具体执行力更显重要，特别是中央政府。中国如不想失去规避粗放经济增长享用红利断链风险的主动权，关键是政府也需要建立起清楚的、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则，并遵循这些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