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正常发展和人为的拉动下，国内城市化率正呈迅速上升态势。竞争、攀比和大规划、大圈地之风越刮越烈，出现了全面突击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局面。不久前，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组成员陆大道院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李国平、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姚士谋教授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在联名向国家相关部门提交的《关于遏制“冒进式”城镇化和空间失控的建议》中，直陈眼下国内不少地方“急速城镇化”带来的种种隐忧，认为目前国内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宜“放缓”，而不能急功近利，浮躁冒进。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2002年至2005年中国城镇化率分别为：39.1%、40.5%、41.8%、43%。中国城镇化率从20%到40%只用了22年，这个过程比发达国家平均快了一倍左右。据报道，国内目前有20多个省会城市在做大城市规划。如位于云贵高原的一个省会城市，正准备将一个著名的高原湖泊围起来，成为城市的一部分，用当地官员的话说，要建设全球最大的环湖泊城市。近年来，中国城市建设的速度和程度日新月异，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建设、改造和扩展为基本前提的房屋拆迁规模也日益扩大，由此带来的城市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侵害，一些制度性措施加深了城市弱势群体边缘化，已经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和谐发展。
　　勿庸置疑，目前，国内不少地区大规模城镇化推动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条件。但是，近年来国内城镇化进程却出现冒进态势。尤其是耕地、水资源等重要资源过度消耗，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出现巨大浪费现象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尤其是“超速”城镇化和与之伴生的“圈地”行为，导致城镇周围的空间严重失控，土地和农田一批一批地被毁掉，产生大量的失地农民和城市边缘人群。农村人口急速、大规模地向城镇迁移或转移，远远超出了城镇的就业吸纳能力和基础设施承载能力。
　　中国城市化“超速”的负面效应正在显现。特别是部分地区的国土开发和建设布局出现了无序乃至失控的局面，许多高速增长的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地区，产业和布局混乱，社会和经济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表现相当严重。一些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口和经济发展压力太大，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利用，生态和环境状况严重恶化。某些城市地下水严重超采，使得地表水污染进一步加剧，而全国污水处理率只有36%，全国垃圾堆放累积总量已高达70亿吨，占地5亿多平方米，甚至有近200个城市出现垃圾“围城”的局面。而城市化高速发展还使城市空间结构长期不合理，城市道路和城市交通流量以及各种管线的消耗大幅度增加。
　　由于“土地城市化”的速度惊人，城市郊区“圈地”此起彼伏，导致沿海发达地区的耕地面积锐减。比如在长江三角洲，人均耕地面积已由20年前的1.25亩，降至目前的0.4-0.56亩，高速城市化面临巨大的“土地危机”。随着国内城市化进程中的“摊大饼”模式的盛行，城市空间呈蔓延式大扩张、大膨胀，地面建筑密度过大，工业过分集聚，城镇人口、流动人口猛增，不少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已到枯竭和恶化的“临界点”。如由于城镇人口集中过快，配套设施不足，国内目前城镇垃圾处理率大约10%，污水处理率不足30%。在制定城镇化方针、政策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没有条件在城市化方面大幅度超过发达国家的历史进程。江苏省前不久出台的一份有关江苏城市化发展与展望的分析报告预测，鉴于近5年江苏城市化速度过快，且考虑到城市化水平达到50%后增长速度将会趋缓，未来江苏城市化水平年均增加1个百分点作为低限，以此计算，江苏步入比较成熟的城市社会的时间表为2018年—2020年之间。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涉及到产业的转型，新产业的成长，城乡社会结构全面调整，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资源、环境的支撑和大量相关领域的立法以及国民素质的提高等诸多方面，必然是长期积累和发展的渐进过程。其实，城市化进程并非越快越好，只有适度合理的发展，才能彰显城市的综合效益。因此，在国内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应根据国情国力保持合理的城乡比例，从根本上遏制冒进式城镇化和空间失控的态势，解决由此带来的资源、环境和社会问题。尤其应该对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科学分析和预测，设定各个阶段适宜的城镇化率。

(作者单位：江苏省连云港市司法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