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07年6月3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北京举办了“新阶段的对外开放形势分析会”。来自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近30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专家提出，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新阶段仍需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坚持下来；我国对外开放已进入新阶段，要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扩大开放；在对外开放新阶段，应从本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正视和研究新矛盾、新问题。这里推荐给读者的是部分与会专家的发言摘要。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
协调“三外”推进“三化”

    “改革、开放、发展”，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的主旋律。这六个字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命题；分开来，则是三个各有其内涵的子系统。虽然“开放也是改革”，“开放也是发展”，但是开放毕竟是指对外开放，改革、发展重点是国内的体制改革和发展。这就产生一个“改革、开放、发展”这个大系统中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中国经历了28年的改革开放之后，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确实需要客观地判断开放的进程，并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来思考宏观经济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在这方面，对外开放与国内改革发展之间的“接口”问题值得关注。
    围绕这一“接口”，结合对外开放方面的“三外”指标与国内改革发展方面的“三化”指标，我们可以研究彼此之间关系的协调性。所谓“三外”是指外贸、外资和外汇。所谓“三化”是指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这里要说明，“三外”并不能代表对外开放的全部，“三化”也不能代表改革发展的全部。只是以此作为主要指标，探求“三外”与 “三化”彼此之间的关系。
    从总体趋势看，“三外”与“三化”的关系是协调的，加入WTO以来，中国政府认真履行入世承诺，表明中国人民“言必信、行必果”的认真负责态度，五年来中国在“三外”方面取得的突飞猛进的进展，是符合全球化潮流的，也正是在对外开放的带动之下，国内的“三化”取得长足的进步。但是也存在某些不协调之处，表现在：1、国内“三化”的进展滞后于 “三外”的发展，尤其是在国际上达到的水平还比较低。国内的体制改革尚未完全跟上对外开放的步伐，两条腿之间有不够平衡之处；2、从“三外”自身的内部结构来看，值得重视的是“外贸顺差过大”和“国际收支盈余过多”的问题。3、从国内的“三化”来看，也有一个如何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的问题，这不仅表现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增长势头方面，更重要的表现在体制、结构和增长方式方面。
    当前，协调“三外”和“三化”关系应采取双线互动的方略，即一方面要解决“三外”本身存在的结构性矛盾问题(当前重点是外贸顺差过大和国际收支盈余过多问题)，另一方面，努力推进国内“三化”，特别是市场化进程。具体提出以下五条意见：第一，切实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第二，注重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和层次。第三，加强对外汇管理。调整外汇结构，分散外汇储备风险，推进外汇体制改革等。第四，继续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第五，继续推进经济的市场化进程。现在应调整心态，变“被动适应”为“主动变法”，以切实推进国内的市场化进程。在这方面，要综合运用内部创新和外部倒逼的两种力量，推进企业制度、市场制度、特别是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使改革、开放、发展在新的基础上协调共进。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
开放是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

    我国改革开放是完成现代化的伟大民族复兴、走强国之路的根基性的定向定位，是一条必由之路。回想最初小平同志是把改革与开放，放在决定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历史命运的高度，以统领全局的最大战略高度来命题的。其后近三十年间，我们除了通过开放引进了非常宝贵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之外，特别值得注重和肯定的，是“以开放促改革”，促进了我们必不可少的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创新。在千年之交加入世贸组织，也被评价为中国的“变法”，实践证明，改革、开放、发展形成了良性互动，都值得充分肯定。
    对来自反面的诘难、疑问怎么看？我谈几点看法。
    首先，这些年我们在开放中清楚地意识到，并不是我们想开放，国外的东西就都可以引进来。在科技创新方面，“核心技术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所以就必须要靠自主创新来解决问题。但是有其他的大量的技术，包括有一些看起来带有核心技术特征的东西，我们应当尽量争取，在可以买来的情况下尽量买来。这种“拿来主义”也是一种后发优势，是对我们最合算的、值得努力争取的，是“引进吸收再创新”的前置环节。
    其次，对外开放的安全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是“似是而非”的，比如说粮食安全，只有我们自己生产出来才是安全的吗？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和全球化环境中，我们更应该合理充分利用外部资源，这才是最安全的战略。我们要实行和平崛起和发展，必须要吸纳整合全世界的资源，而且这只能通过市场交易的路径。只有整合全球资源，中国弥合二元经济的现代化道路才能走得通。现在城市人口是44%左右，再过五、六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小平同志所说的“三步走”现代化战略目标实现的2050年前后，我们的城镇人口将超过80%。因此，必须坚持全面开放，必须努力、积极、充分地吸纳和整合全世界的资源，应该以此来设定考虑安全问题时的基本思路。再有，开放条件下，除了商品交换之外，吸引外部投资对我们也是一个重要的安全因素。坚持全面开放，充分利用我们的相对优势，在互惠多赢格局下发展，有助于形成我们对其他国家、地区力量的制衡。
    第三，我们现在从“请进来”为主这一阶段，开始在考虑和发展到“走出去”阶段。“走出去”以后，我们碰到的许多问题是出乎意料的。如资本输出的企业，碰到的最大问题是与国外工人阶级关系的处理。这些事情我们要客观地分析，掌握好必要的知识和要领。
    第四，在我国的财政领域，进一步开放仍然非常值得作为一个概念确立起来。过去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财政预算科目从没有对外公开。现在，通过财政收支分类改革，我们的科目要跟国际上的标准接轨，否则做国际比较会没有技术性的支持。而且，中国公共财政改革很重要的理念是从透明度开始，有了透明度和公开性，才有了政府财力和政府可用公共资源的全景图，加上充分考虑民意，通过现代意义的预算程序，合理决定“钱从何处来，钱到哪里去”的公共资源合理配置问题，以追求全社会公众利益的最大化。这套开放机制，对财政改革和配套改革，仍然有非常宝贵的外部推动作用，结合我们自己的努力，有助于进一步打开中国渐进改革深化的空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
以自信心态制定对外开放战略

    对外开放战略本身不是独立的战略，实际上要服务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是我们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子战略。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我们过去所执行的战略和政策，基本上解决了两个大问题：我们开放初期所面临的资本不足约束，所谓双缺口模型，第一是外国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们当时资本不足的状况;第二是解决了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外汇短缺问题。除了直接效应以外，还有间接贡献，包括市场化转型。对外开放还引进了先进的技术、管理，大大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到目前为止，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都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和挑战。从国内经济发展来看，未来发展有了一个更高的技术水平和物质基础，进一步发展的能力增强了。但是我们也遇到来自资源、环境的严重约束。我们越来越看到我们的经济结构不协调，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我们还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越来越扩大等来自社会领域的问题。同时我们也看到国内国外发展不平衡，国内民营经济崛起和他们对平等竞争诉求越来越强烈等。此外，我们应该看到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大国，但在对外关系里面，我们在全球分工中所处的地位其实很低。
    展望我们未来的开放战略，已与以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完全不一样。从认识角度来说要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心态调整。要用一个开放、自信的新兴大国的心态，来看待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二是要从全局利益来考虑对外开放战略。
    在新的形势下，新的开放战略是就是要紧紧围绕中国和平崛起，服务于中国崛起。而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如何来配合中国和平崛起？新的对外开放战略就是提升在全球生产价值链地位的战略。这个战略里面有很多需要国内战略配套。实行这个新的开放战略，很多目标与以往有所不同，例如，在利用外资时，提升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战略，不再去追求数量，而是追求外资在提升技术能力、外资在提升全球资源配置上的效应、外资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效应，这是现在中央提出来提高利用外资水平、质量的内涵。我们对外资要求发生变化，政策也要做相应调整。
    服务业发展是中国面临的新问题，有必要通过加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来促进服务业发展。通过开放提升服务业质量，提高服务业水平，可能会比制造业开放的效果更好。但是我们开放服务业会面临来自国内利益集团的巨大阻碍，传统上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都是国有企业控制，有强大国内利益集团。
    我们整合全球资源能力薄弱，这是中国从大国转向强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这就涉及如何通过对外投资培育中国跨国公司问题。
    在新的战略中，还有从国家层面上、区域层面上和双边层面上创造一个良好的对中国有利的环境。比如在多边体制下，一个更加自由、开放、稳定的全球贸易环境，对中国来说是利大于弊的。
    总之，要配合国家战略来调整我们的开放战略，开放战略主要目标是配合和平崛起来提升我们在全球分工中的定位。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部教授汪玉凯
借助信息技术提升开放水平

    针对当前我国在新形势下的对外开放，提出三点看法：
    一、 扩大对外开放，需要思想解放。现在影响中国下一步开放的主要因素，首先不在经济层面，而是在思想观念、政治层面。如果没有1978年“真理标准”的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没有邓小平果断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后来的改革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当时的思想解放，就不会有中国后三十年的持续发展。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实际上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也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把尺子来衡量一下，哪些被实践证明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应该坚持，哪些应该修正。有了实践这个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们就能说清现实中的问题，就不会无休止地进行那些毫无意义的争论。
    二、 信息化对新形势下的对外开放，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当前，信息技术不断创新，信息产业持续发展，信息网络快速普及。信息化正在改变全球产业分工，调整全球经济结构，也重塑世界的竞争格局。谁在信息化大趋势下，能够占住先机，谁就能在新的竞争环境下，取得胜利。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对新形势下对外开放的影响。中国在未来新的开放格局下，已经不是简单地吸引外资，扩大外贸，而且还有对外投资，要走出去。如何借助信息网络技术，提升我们对外开放的水平，迎接信息化、全球化相互作用的发展趋势，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必须认真研究的新问题。
    三、 要把扩大对外开放与促进以内需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的确立，有机结合起来。反思对外开放，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扩大对外开放与确立以内需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有机地结合起。从过去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我们通过扩大进出口贸易、吸引外资来提升和拉动经济增长，这个思路是没错的。但是，越到后来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受到的挑战也越来越大，我们不可能长期维持低人力成本和扩大出口来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也不可能过渡地依靠扩大外贸和大量引进外资维持经济的高增长。如果我们经济增长方式不能确立以扩大内需为主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也许很难走远。因此，我国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既包含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也应该包括如何确立以扩大内需拉动为主与扩大对外开放并举相结合的经济增长的内涵。这也许是我国未来经济能够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经贸局局长杨泽军
自主创新互利共赢

    首先，处理好改革开放的关系问题。对外开放对我国改革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外开放也是改革不可或缺的很重要的内容，没有开放我们改革也很难推进，实际上通过全面对外开放，使我们改革步伐加快，吸收了很多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模式、先进的手段和技术等，有效地推进了我们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改革。闭门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当然要开放就必然会面临风险和挑战。近些年，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根本问题是我们在很多领域的改革还不到位，因此必须正确处理好改革和开放的关系，把改革、开放、发展都要统筹起来考虑，要通过扩大开放促进和加快改革步伐，通过深化改革推进更高层次的开放和科学发展。
    其次，正确认识对外开放面临的新阶段。我们现在确实已经到了新的对外开放的阶段，这个阶段涉及到我们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涉及到利用外资结构和水平的调整与提高，涉及到我们“走出去”的方式以及对外开放的各个领域。当前，有实力的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看重的是稳定和公平的投资环境，看重的是中国的巨大市场需求。我们已经没有必要担心外资不进来，更没有必要担心一些低附加值投资会转移到其他周边国家，也没有必要在我们自己能源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将大量低廉资源输出或牺牲大量资源环境出口低附加值产品。我们需要的是更高水平的、更高质量的外资，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需要调整外资结构、需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这样一个新阶段。因此，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在跨国公司无国界化，在资源与生产要素全球分配和流动的前提下，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创新对外开放理论，创新对外开放思路。
    第三，新阶段的对外改革要坚持一定的基本原则。一个是自主创新。我们要在更加积极抓住全球产业转移和跨国公司为我们带来的机遇，以及更加主动利用世界资源的同时，还要坚持自主创新，我们必须要有我们自己的自主创新能力。另一个是互利共赢。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新时期新阶段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新战略。在对外开放中，任何剥夺性侵略性的对外战略都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只有大家共同受益，共同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对外开放，才是建设和谐世界的基础。
    第四，在对外开放的新阶段我们应该如何做。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竞争能力大大增强，过度的担忧必然会影响对外开放的思路。不能以经济安全为由改变对外开放战略，同时也不能忽略经济安全的客观存在。实际上当前所有这些担忧之所以能够存在，有其客观原因。因为我们国家目前的确存在着很多隐忧，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特别是金融体系、市场体系既不完善也很脆弱，同时我们的法律体系也还不健全，所以经济安全问题的客观存在是不容忽视的。因此，政府要创造一个更好环境，完善市场体系和法律体系，建立一个更好的市场环境，创建一个更好的公共服务机制，让企业及其他市场主体更加壮大，并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更加成熟；让我们整个对外开放体系能够适应新阶段的对外开放要求，能够增强抵御经济风险的内在能力，以及能够主动规避各种风险，而不是仅仅靠政府的力量或行政的法规来控制。

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
对外开放理论也需要创新

    目前在对外开放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对外开放的理论创新问题，即回答创新的内容是什么和如何创新。在全球化、信息化、多元化的趋势下，必须全面分析如何在新形势下开展新一轮的对外开放政策，这同当年的改革开放和加入世贸组织一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如何创新对外开放理论问题上，有四点值得注意：
    第一， 认清我们所处的时代特征。信息全球化是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其迅猛发展很可能带来二十一世纪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拐点。
    第二， 研究对外开放的模式。要以全球为基点，实现全球资源的最佳优化组合，以最适当的成本，把最合适的工作放在最合适的地方，这不仅仅是指制造业，而是应该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最终实现利益最大化。
    第三， 总结中国已经取得的成果。通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全面发展，我们已经具备了参与全球经济时代竞争的一些要素。
    第四， 分析挑战。中国在以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发展的过程中有三个重要挑战：一是对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和对外开放重要性的认识不足。二是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缺乏国际语言。这里的国际语言不仅仅指英文，而是包括语言背后的理念和文化认同。三是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关注新技术的发展。
    对此，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 形成政策建议报告。包括形势分析、政策建议等。以此作为倡导的基础，通过系统讲座、研讨等方式对各层各级进行培训和能力建设。
    第二， 建议国家在分析利弊以后形成一个完整规划，完善同规划相配套的法律法规。
    第三， 充分利用奥运的机会，提高全国对对外开放战略、能力建设的重视，把中国的对外开放，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开放进一步深化，这对于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家统计局总工程师郑京平
主动迎接挑战抓住机遇发展

    当前，我们应该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全面地研究对外开放问题。
    首先，应该明确地看到经济全球化以及交通和通讯手段日新月异的发展，对于全球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对外开放”，尤其是观念的“对外开放”和信息资讯的“对外开放”，变得毫无选择的余地。也就是说，在这些方面的对外开放已经不是一个国家愿不愿意，想不想对外开放的问题，而是必须对外开放的问题。近年来，跨国并购、跨国公司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表明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难以阻挡。
    其次，经济全球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给全球发展带来生机和活力，使全球经济，包括中国经济，保持了很好的发展，使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了共赢。生产要素不像过去仅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进行配置，而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因此，能够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人类进步，
    第四， 对外开放、经济全球化能给全球发展带来生机和活力。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进行资源整合和结构调整。虽然这种资源整合和结构调整，以及产业转移会使某一些行业或某些地区的就业者受到伤害，但是并不能说全球化本身和自由贸易本身有什么问题。
    第五， 我们应该积极主动迎接挑战，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特别是发展好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事实上，从近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结果看，对外开放、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产生的积极重大作用是无法替代的。因此，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以更加积极的姿态，继续贯彻和落实好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
    第六， 应该加快推进改革开放，特别是要加快法律法规的建设，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更加重要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减小和淡化政府对于资源配置的作用，让健全的法制和严格的执法来调节经济和社会活动。通过企业改革，使企业自身做到健体强身，从而把对外开放可能对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把对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正面的促进作用放到最大。
    综上所述，中国还是会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来融入国际社会，会更加充分地利用国际资源来发展自己。上述问题确实需要我们在理论上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研究，也需要在舆论上给予更加多的关注和支持，把基本经济理论和理念讲清讲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