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九、华源、澳柯玛，都曾是企业界耀眼明星，引领风光十数年，其势“气吞万里如虎”。不曾想，危机爆发，宛如一夜之间，从顶峰跌到谷底。其成其败，集中暴露了国有企业治理、管理通病，具有普遍警示意义。

其一：教父是靠不住的

　　改革开放之初，竞争领域国有中小企业普遍陷入生存困境之时，一批超群之人，凭其智慧和胆识，扭转企业颓势，逆流而上，资产几十倍甚至成百倍扩张。这批创业者一直掌管着企业，人称企业教父。
　　教父成功有其个人魄力魅力，也因其占天时地利：民企初起、外企刚入、卖方市场、市场不规范、竞争不充分、对手不是太小就是太烂、政府和银行支持……企业做大了，环境条件也变了，教父们驾驭企业能力出现亏空在所难免，教父们及其企业开始分化。调整知识结构、开阔视野、转变观念、与时俱进者继续领航企业发展；相反者则经验多于知识，勇气超越能力，以昨天的成功转变为明天成功的信心，忘记或根本不知道管理学上那句名言：你昨天的成功与你明天的成功没有必然联系。争当行业霸主，勇做业界几强，狂欢于扩张，狂欢于兼并，狂欢于多元化，连办企业为什么都忘了，昨天成功的原因反而成今日失败的原因。

其二：企业家不是英雄

　　我们民族文化中浓重的英雄主义情结渗透于企业文化。企业经营成功，特别是人所瞩目的成功，其掌门人便成为英雄。太多的信任和自信使企业系于一人，一人强则企业兴、一个弱则企业衰。企业家和英雄的区别在于，英雄需要的是胆识和勇气，企业家需要的是知识和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管理。如果说小企业和市场经济初期还需要英雄的话，那么此后就需要英雄向企业家转化，否则就成也英雄，败也英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吕峰教授说：“如果一个组织有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文化存在，说明这个组织很不成熟或者管理很不规范。”华为健康发展，很大程度在于较早结束了英雄造时势年代，正如华为总裁任正非所说：“企业家在这个企业没有多大作用的时候，就是这个企业最有生命的时候。所以当企业家还具有很高威望，大家都崇敬他的时候，就是企业最没有希望，最危险的时候。”

其三：企业应是法治而非人治

　　我国是一个人治传统悠久的国家，这也表现在企业治理上。人治企业是企业主要领导说了算，按主要领导意志运转的企业；法治企业是按制度运转的企业。企业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善于将市场上企业管理中已经发生过的一系列事件的经验教训、管理学理论研究成果、自己的经营理念，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集中更多人智慧而成制度。法治企业每个人的职权都是制度给定的并受制度约束，包括主要领导；重要决策都有制度规定的程序而不能一人说了算。法治可以靠制度纠正主要领导的失误，直至撤换一意孤行的领导包括创业者。康柏在凯宁领导下做强做大，后因其不顺应新潮流坚持固有经营方向导致企业滑坡，董事会依靠制度撤掉了他，康柏走向新生。国有企业由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仍是人治重于法治。企业缺乏严格的制度，有制度也不能认真执行，以致董事会、监事会虚设，股东会虚开。个人权力超越制度，企业不是按制度而是按主要领导个人指向运转，形成无制度的狂欢，一个人既可把企业搞好又可把企业搞垮。

其四：企业家是一个团队

　　外国企业家很潇洒，中国企业家很辛苦，“两眼一睁，忙到熄灯”。这是由企业家理念和由此形成的权力配置所致。管理学大师明茨伯克说，领导人的重要性体现于使组织中的别人变得重要。为使别人变得重要，企业主要领导要把管理权力配置给管理团队每个成员，并由契约(制度)规定。主要领导不需事必躬亲也不能事必躬亲，因为他不能进入别人职权范围，否则就应承担别人的责任。这样每人都有一片展现智慧才能的自由天地，提高企业管理积极性和效率。而主要领导则有时间思考战略，增进知识，开阔视野，也可潇洒一番。这样的权力分配原因还在于，企业家是通才，而部门领导是专才，主要领导进入部门领导职权范围必致低效，也增大失误可能性。
　　我们的国有企业权力过度集中，主要领导习惯于一竿子到底、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管理风格，副职无实权是普遍现象。管理层其他成员权力失落，既失去了发挥才能机会，又带来管理工作的消极情绪。深层原因在于，人有天生的权力欲，权力感就是一个人的成就感。一些企业为何盲目扩张、并购、多元化，就是主要领导人感到“管理一万人比管理五千人更为显赫”(科尔奈)，凡人的欲望必有限制，任其泛滥必然成灾。所以企业必须实行分权制和权力制衡制。

其五：企业所有者单赢是不可能的

　　企业投资者要获得资本收益，就必须聘用企业家为其经营资产获利。为达目的，所有者设计一种激励机制，自己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使经营者追求利益最大化，做到双赢。国有企业设计的是一种利益单赢机制，要求经营者为资产保值增值又不承诺相应的报酬，给予的只是精神鼓励。创业者使企业资产几十倍上百倍增长，他们也应积累丰厚的个人财富，但是没有，有的只是各种荣誉称号。他们感到力所不支，急流勇退又于心不忍；政府让他们离去也感到不近情理。而国外企业经营者被动去职则有经济补偿，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裴熙亮被迫辞职，拿到了4400万美元离职费，同时照样获得6320万美元股票及股票期权；卡莉·费奥瑞娜离开惠普的遣散费为1400万美元，外加700万美元奖金和2350万美元限制性股票。这个问题当年张兴让离职，红塔褚时健出事，荣事达陈荣珍、美菱张巨声退休，学界业界都提出过，一直没有解决。一些创业者勉为其难强撑，结果是双输。
　　什么样的体制就有什么样公司治理。三九、华源、澳柯玛和其他国企一样，已具外企治理模式，但没有体制上的根本性转变，徒有其形，不具其神，更无其效。在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下，中小企业已基本退出竞争领域。体制不变，继续在技术层面“改革”而耗费时日，国有大企业也可能无力生存而退出竞争领域，这两年竞争领域国有大企业“变脸”消息不绝于耳，只不过三九、华源、澳柯玛更引人注目，更具警示意义罢了。

(作者单位：河南平顶山煤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