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意见》，今明两年，重庆将有338.8万农村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到2020年，实现累计1000万农民转户进城，约占现有农村人口的一半。
近年来，社会上对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共识是众多改革之中最为充分的，但是改革至今仍未大规模起步。因为改革就意味着福利扩大化，需要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作为支撑，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呈现出一种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径，即一些创新与迈步都出自地方政府。
重庆市的改革，除了决策者的决心与勇气外，最重要的支撑就是其财政底气以及福利型改革思路。根据重庆市长黄奇帆的说法，重庆由于国资增值而形成“第三财政收入”。从2002年到2008年6月底，重庆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从1700亿增长到7000亿，增加了四倍，使得政府的财政能力底气很足。
不过，人们最关注农民与农地剥离之后一旦失业，将更加困难。此次改革也给转户农民提供了一个选择权，他们会拥有一个三年的过渡期，允许转户的农村居民，在最长三年内继续保留宅基地和承包地的使用权及收益权；转户居民退出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房的，将获得三笔补偿资金。
对于转户进城的农民工安居乐业，重庆的思路是以市场机制解决就业生存问题，大力发展服务业，增加就业岗位，吸纳这些转户农民。这无疑是正确的思路，基于工业强力发展的重庆，服务业水平有着非常大的提升空间。而对于那些仍然留在农村的农民来说，城乡统筹可能更需要公平，他们对土地的产权应当得到尊重，土地流转的探索步伐应该更大一些，尊重农民对于土地增值的企业家才能。如果一开始就笼统地担心投资风险会令农民有失地风险，那么无异于因噎废食。
重庆的最终目标是“打造内陆香港”，并为中国的户籍改革提供新的思路。城乡自由互通最重要的就是自由迁徙，只有做到了权益公平才能真正实现这一点。而权益公平、城乡一体就需要政府强力改善区县城镇的公共服务，积极推动其他要素的自由流动及城镇福利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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