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抱着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就应该承认“利益”对道德的激励作用——不管这种利益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就应该看到，对道德的物质奖励，并不是否定人类德性，更不是鼓吹唯利是图。
    看见路人争吵，主动上前劝解，就能获得现金奖励，并且积分多了，还能在买房、就医、子女上学等方面享受优惠。这是江苏宿迁的又一创新。据统计，全市已有1896人受到奖励，累计发放奖励现金9.9万余元。
    对于这样的创新，有人认为有助于道德的提倡弘扬；反对者则称，把道德和金钱联系起来，本身就是对道德矮化。近年来诸如“有偿失物招领”、公交车“让座奖”等新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类似争论。
    做好事是否就应不图名、不为利？对此，我不能认同。那么，做好事是否就要只图名、不为利呢？首先孔夫子就不会答应。春秋时期鲁国规定：如果有人将在国外的鲁国奴隶赎回，回国可以报销。孔子的一位弟子在赎回一位鲁国奴隶后，坚持不报销，以示“义”的纯粹。孔子非但没有表扬、反而批评了这位弟子，认为此举将阻碍更多的奴隶被解救。因为如果别人垫钱救人，报销不好意思，不报销则蒙受损失，两难之下最终可能放弃救人。而孔子的另一位弟子，下水救人被人赏赐了一头牛，他高兴地接受了。孔子大加赞赏，说这样会激励更多的人以后下水救人。
    因此，如果我们抱着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而非道德乌托邦主义，就应该承认“利益”对道德的激励作用——不管这种利益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就应该看到，对道德的物质奖励，并不是否定人类德性，更不是鼓吹唯利是图。而无论是中国民间流传的“善有善报”、“好人有好报”等朴素观念，还是伦理学大师约翰·密尔“在一切道德问题上，我最后总是诉诸功利的”名言，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关于利益对道德的奖励和调控，一般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发调节机制”, 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制约的道德行为；一种是“社会干预机制”，即社会或国家设立具有明显导向性的利益赏罚制度，直接干预社会成员道德行为的利益后果。宿迁的创新，无疑属于后者，只是把阶段性的“道德标兵”、“模范市民”等奖励行为日常化了而已。
    从这个角度，或许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的，不是政府对道德奖励本身，而是政府奖励的细节问题。比如，资金来源问题，是否经过了合理预算，有着明确授权？据了解，宿迁设立了治安志愿者奖励专项基金，并纳入财政专户管理，因此，基金筹集的渠道值得关注。比如，奖励的对象问题，是否超出了行政边界？在宿迁所列的“治安管理、交通管理、消防管理、打击犯罪”内容，是否涵盖了本属于公职人员的义务，有变相扩大政府“雇员”的嫌疑？再比如，奖励的手段问题，除现金外，“享受工商、税务、城管、就医、子女上学、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优惠”的奖励菜单，是否有法律依据？起码，“子女上学加分”，就应格外慎重，一来要避免使其损害教育公平、成为另类“拼爹游戏”；二来也要警惕其衍生新的腐败，毕竟这些年来形形色色的加分丑闻已经够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