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楼价，使得中国的中产阶层非但没有成为社会的中坚层，反而成为社会的夹心层。而从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看，培育壮大中产阶层是向实现社会转型的关键。为此，我们需要尽快在加速健全和完善私有财产保护的法律制度、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升中产阶层的发展潜力上扫除某些制度性障碍。
  　近些年来，“中产”也成了描述中国经济生活的热词。或许是伴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收入两级分化趋势不断加剧以及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的增强，全球中产阶级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呈现萎缩趋势，特别是欧美中产阶层正深陷债务与危机之中，许多经济学家纷纷将中国等新兴市场的中产阶层视作全球安全与繁荣新时代的潜在基础。然而，对于现实中的中国中等收入阶层而言，现在，如何走出增长困境才是迈向希望的第一步。
　　在全球范围内，中产是一个尚无确切定义的名词，通常依收入、教育、专业，以及职场影响力、社会活动能力等方面来界定。所谓中产，不仅在于财富多少，更在于价值的创造。在2000年之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已显露了中产阶层崛起的势头。2001年的全国调查表明，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约占总人口的15%左右。而根据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GSS)的综合分析，如果按照年均收入11800至17700美元(约合人民币79945至119918元)的标准划分，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比例为23%左右。尽管增长势头很快，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这种收入群体结构的现状，是整体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的结果。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近十年我国贫富分化日趋严重：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目前，中国基尼系数为0.5左右，已超过了国际警戒线。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调查数据，也同样验证了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现状：城镇居民最高和最低1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从1985年时的2.9倍，上升至2005年时的9.2倍，而目前这一收入差已达到惊人的20倍之多，遂造成了中国社会“两头大，中间小”的局面。
　　这种收入群体结构，与要素结构密切相关。中等收入群体主要靠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要素获得收入，但从我国的要素分配结构看，物质资本挤占了劳动和人力资本。首先，生产率的提升得益于资本生产率的提升而非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因此初次分配中资本占比自然增加；其次，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中西部地区尚处于工业化初期，在这样一个工业化阶段，资本收入占比的提升是一个自然的必然现象。这种稀缺导致了资本相对于劳动的强势，尽管得益于人力资本的提升，以人均产出来计量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快，但资本相对于劳动处于强势地位，实际上挤占了劳动率提升应得的那部分收入。
  　还有重要的一点，因为缺乏有效的社会保护网，中产阶层的成长很艰难。一般而言，国际通行的居民住房开支比例，约占家庭收入的20%至30%左右，房价收入比(一套家庭平均居住面积的住房价格与一个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之比)则在3至6之间。当房价收入比高于10时，则居民收入水平不足以负担高水平的房价。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报告称，2009年我国房价收入创历史新高，京、沪、深、杭四地商品住宅的房价收入比已超过国际平均水平4至5倍，极大透支了中产阶层积累财富的能力。因此，中国的中产阶层非但没有成为社会的中坚层，反而成为社会的夹心层。
　　从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看，培育壮大中产阶层是向“橄榄型”社会转型的关键。所以，中国要想在下个三十年实现向橄榄型社会的转变，首要的一点，是加速健全和完善私有财产保护的法律制度。具体而言，创造“国家创基业,企业创财富,百姓创家业，能人创企业”的大格局，保护私有财产有助于创造出良好的市场投资环境和有效的激励机制,以此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进而催生新的中等收入群体。
　　第二，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将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视为有机整体,强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我国再分配机制的“逆向调节”问题较为突出,所以,笔者认为，深层次改革不仅需要从再分配环节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总体水平及其合理结构入手,还要扩展到初次分配环节，包括“工资、保险、福利”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和税制的改革，实施“调高、扩中、提低”的战略,以扩大中产阶层的比重。
　　还有，针对高房价扼杀中国中产阶层的现状，彻底改革住房制度和供给体系，尽快启动住房市场“双轨制”，将投资性需求和奢侈性住房交由市场，而对真正出于消费性和自主性住房需求的交由政府，并根据不同层次的住房需求，对土地供应和金融支持做出合理安排。同时，相应的土地政策、财税政策、保障政策、金融政策等加以明确地划分与定位，尽可能避免重复过去那种应急式的短期急风暴雨的政策。
　　最后，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升中产阶层的发展潜力。在总体布局上，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含量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产业和生产服务领域；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过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来促进经济增长；在具体安排上，加大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构建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以打破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为低收入阶层提供有效的向上流动的机会，为人力资本可持续发展扫除制度性障碍。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