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债务过多的危险已是人尽皆知。美国正在为激增的消费债务付出代价，欧洲也正与过多的主权债务作斗争。中国眼下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是否即将在债务驱动型增长的风险中取得自己的教训。
　　关于去年信贷繁荣可能产生的后果，中国观察家们有激烈的辩论。中国各银行在2009年的贷款量比前一年几乎翻番，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近30％。如此膨胀的信贷扩张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如果把中国经济的信贷水龙头关闭了，会发生什么？这也是正在发生的：中国的决策者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并推出其他措施以控制贷款，而这些政策正在起效。6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总额与2009年6月相比有了40%的明显下降。而结果是，中国经济正在放缓。
　　中国经济运行得将有多慢？这取决于你看待债务对中国近期经济增长有多重要。
　　美国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黄亚生最近在《华尔街日报》上提到，中国最近的经济不景气，表现不佳的背后是因为其动用了大量信贷。他说，中国的经济模式被称为“北京共识”——那是中国成功的秘密，但也因此存在失误：大规模的债务累积。
　　这是不是偶然发生的？多年来工资受抑制造成现在的劳工动荡，国内消费驱动经济增长力量已经疲弱，使中国政府别无选择，只有诉诸债务融资方式来刺激投资，以抵消西方经济衰退的影响。这就增加了北京共识的重要弱点：根据不断变化的信贷来维持GDP的持续增长。问题不在于当资本被异常低估时，中国是否像其他国家一样继续增长，而在于当货币状况正常时，中国经济是否能继续增长。
　　黄亚生不认同中国经济在信贷增长放缓的同时能够保持其增长速度的乐观观点，中国经济从短期到中期的前景将取决于：它如何妥善刺激个人收入增长并断掉债务刺激成瘾的奶，否则中国经济硬着陆将肯定伴随房地产泡沫的爆炸。中国当局正在努力避免这一局面的出现，眼下其允许工人为提高工资而停工，并试图遏制住房市场价格的过快上涨。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过程也充满着风险，例如政治不稳定和竞争力侵蚀的风险。
　　此外，一些经济学家担忧巨量贷款所带来的风险已经蔓延到整个银行体系中。
　　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说，中国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远远高于官方的估计，也许达70％；如果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到2012年它可能高达100％，与欧洲五国的水平相当。
　　史宗瀚特别提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他认为，其中将有四分之一的贷款最终成为不良贷款。
　　以下是史宗瀚几个月前在《华尔街日报》上写到的：世界从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艰难复苏，而中国似乎已经实现了一个奇迹：去年经济增幅接近9%，同时截至2009年12月31日政府负债与GDP比率仅为20%左右。中国是像老话说的那样，享受了免费的午餐吗？事实远非如此：中国政府通过地方政府创建的数以千计的投资实体为规模极其庞大的刺激计划提供了资金。如果北京方面不马上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制止，为刺激计划提供了大部分资金的中国各家银行可能很快面临巨额贷款拖欠，规模甚至与中国庞大的财政能力和外汇储备相当。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些评估。
　　研究公司GaveKal Dragonomics的总经理阿瑟·克鲁伯（Arthur Kroeber）最近在《华尔街日报》上反驳史宗瀚的立场，认为中国地方债务没有失控。他写道：有批评人士指出，地方债务的这种积累以高企的地价为抵押，用来为浪费性的基础设施项目融资，因此中国面临着金融崩溃的危险。他们大错特错。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可控的，而且它已经在着手处理。相比很多富裕国家的债务负担，中国的整体债务负担要可持续得多，其融资项目在经济上也更为有效。
　　更根本地讲，并不是每个人都严重看空中国的经济表现。高盛经济学家迈克尔·布坎南（Michael Buchanan）称：“我们仍然对中国整体经济短期增长的前景保持乐观。我们不同意少数人把中国经济视为‘信贷推动的投资泡沫’的观点，事实上，在全球信贷危机之前，中国已积极运行反周期的政策，所以能够拥有持续缓和危机的空间……相对其他主要国家的信贷水平，没有看到中国产生了过剩信贷。”
　　对上述论点和反驳，该作何理解？我的立场一直是，在经济低迷期任何大量的银行贷款都是危险的。这些资金不可能得到有效利用，必然会有部分借款人无法偿还债务，导致中国的银行不良贷款不断增加，而我们（指美国）却无能为力，只能让它变得越来越糟，但显然北京的决策者充分认识到了，并采取措施让银行回到正轨上来。这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贷款减少了，全球经济复苏看起来越来越疲软（这将抑制中国的出口需求），中国的经济增长正面临压力。
　　更重要的是，中国利用债务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黄亚生指出，要给中国发明的超负荷经济增长模式优于西方的观点进一步降温。看上去，中国其实只是在重复纽约、雅典和马德里的失误。债务驱动的经济短期看上去漂亮，但最后还是会丑陋地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