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安排，其下属的房地产经纪人学会负责实施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房租暴涨原因调查工作结束，据报道，调研报告认为，“除季节性因素外，部分中介因买卖生意剧降，故意推高房租，是近期我国主要城市房租上涨的主要因素”。笔者认为，这是近几年来，住建部对市场调研结论最靠谱的一次。但是，竟然还是有人有意搅混水，宣称新政导致了观望，所以“一部分无房户只能涌入租房市场”。藉此，将短期内房租的暴涨解释为纯粹市场力量推动，从而为房屋中介解套。
　　这一说法的问题在于完全无视住房市场总量和需求、住房和租房需求间总量稳定、区别清楚的关系。
　　首先，自2007年之后，经历了翻几番行情的一线城市住宅早已成为投资型需求主导的“小众玩物”。自住型需求已经愿赌服输，排队进入租赁市场。这意味着，在住房单价居高不下、房屋总价完全超过承受力的当前，买房人和租房人的界限早已非常清晰。打个比方，其界限近乎当前城乡家庭的贫富分界线，所谓可上可下的跨界阶层占比很低。
　　其次，2010年初启动的系列调控措施，尽管号称打压了房地产市场，但事实是，一线城市的住房均价仅是滞涨。观望导致的实际购买量下降，仅意味着现实投资需求的自觉而非被动观望。这就是说，有能力买房的群体总量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具备支付能力的买房人只是暂时不买。在要买房的人群中，自住型需求比例仍是很低。毕竟，新政也并没有改变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需求结构。在这种情势下，认为滞涨的房价促使买房人向租赁市场主动转化的观点，等于相信中国购房需求主力已经转化为自住型需求，是缺乏证据的。
　　第三，最典型的事实是，从2007--2009年最近三年的经验看，在房价高企的这三年中，即便是部分地方房价受到调控操作而跌宕起伏，但整体的租赁市场价格和供应量依然相对平稳，已可旁证上述市场界限清晰的观点。同时，在滞涨局面下，现实中还有大量“转卖为租”的情况，换言之，租房人群体扩大非常有限，而待租房的供给却是大大扩张了。
　　从上面三点可以看出，当前一线城市租赁价格暴涨的情况是极其不正常的，存在非市场力量的主动干预。而从现实生活的情况来看，房产中介在买卖业务快速萎缩背景下，受制于庞大的网点、费用和员工队伍，因此，主动控制上游租赁房源，加剧市场信息不对称，是对其最有利，也是最现实的利益取向。各地媒体关于中介控制房源做法的有关报道，均可作为再生动不过的证明。
　　此时，如审视为市场中介辩护的诸多言论，公众已当引起足够警惕：在房产开发领域已经形成官、产、学、媒利益共同体之后，在房产中介领域，也或有此倾向。事实上，我国房产中介市场的集中度远远高于房地产开发市场，其借助特许经营的急剧扩张、轻资本的简单运营、信息驳杂的内部网络、质素参差的从业人员，都使得这一行业不仅具备足够的垄断性，也饱含了野心勃勃的违法乱纪欲望。房产中介行业急需正本清源，始作俑者必须为租房市场的控制房源、哄抬价格、违规群租、吞没押金等乱象承担责任。
  　再进一步，在所有报道事实均明白无误地将哄抬租金责任指向房地产中介的背景之下，竟还有打着“公正”幌子却行误导歪曲之实的声音能肆意发布，根源值得深思：一是政府部门，此处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已因过往行政迟缓、效率低下而失去公众部分信任；二是受众信心在受到反复打压后，日益希求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乃至罔顾明白的矛盾渊薮，信赖“黑幕后还有更黑的黑手”。
　　最后，笔者建议，现在就让那些房地产中介负该负的责任、尽快理顺租赁市场体制，与穷追首恶、整顿规范整个房地产市场，两方面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并没有孰先孰后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