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收入分配，中外愿景不同。在现代西方，是按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贡献分配；在古代中国，人们则“不患寡患不均”，说白了就是搞平均。两种不同愿景驱动下，结果一目了然——— 前者在公众认可基础上，承认起点差别，力争程序正义，着力解决贫富分化；后者却几乎从没实现过真正的分配公平，以等贵贱、均贫富为口号的革命，结果都是敢于从事造反这项收益最高投机事业的人及其家族，造出更强大的暴力机器，攫取按自己意愿分配财富“蛋糕”的权力。
　　从此出发，目前国内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争论，至少就该对那些大而无当的言论(比如“科学合理”)，对那些明显蛊惑视听的表述(比如“劫富济贫”)，保持充分警惕，避免误入歧途。毕竟，描绘改革愿景，其格调还是宜高不宜低。
　　就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现状论，所谓的改革的愿景的格调要高，这是第一个条件，也是前提条件，只有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才能谈“广泛深入”的调整，不能光盯着如何切分既有利益；二要体现在政府率先垂范，通过向民众让利，做出姿态推进改革；三要特别注意政策操作的边界，不宜过于主动地干预市场，特别是劳资领域收入分配调整不可简单粗暴。在这三点形成共识的基础上，再来谈下阶段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或许才更靠谱。
　　具体而言，就人均指标看，中国目前还是绝对的发展中国家，距离中等发达有相当距离，现有家底并不支持14亿兄弟姐妹通过重新分家实现共同富裕。长期靠意淫强国的人们如不信，或可参考本届世界杯三十二强的人均国民所得数据。如果将世界杯看做一次正常国家的抽样统计，那么，如果以八国为一组排序，我国人均财力大致还要排在人均4000多美元的阿尔及利亚后面，约莫是在第26位的样子，是毋庸置疑的第四梯队成员。比我们更差些的国家包括饱经战乱的洪都拉斯、非洲的尼日利亚、喀麦隆、科特迪瓦和加纳，当然还有同志加兄弟的朝鲜。在这个较低水平上，经济结构调整和收入分配调整孰先孰后，一目了然。没有转型的成功，没有经济总量增速的保持，就没有从广度和深度上大幅改进人均收入所得的空间。
　　在既有的国家总财富水平上，要保持收入分配改革的持续推进目的，作为“小步快走”的选项之一，各级政府或许可以做出姿态，先行让利于民。数据显示，1996年至2007年，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69.3%下降到57.5%，累计下降11.8个百分点。现实表明，“富国”速度着实比“富民”速度快很多，此消彼长的跷跷板效应下，作为国家代表的政府似应考虑做出表率的样子，除了继续加大转移支付向民生倾斜、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力度，还不妨再进一步，在教育、医疗、慈善等领域加大减免税、抵扣税的力度，努力反哺纳税人，实实在在地帮助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更具消费能力，以期更快提升社群整体福利水平。
　　最要不得的，是政府自己的财政收入增速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却不管不顾大量企业的生存实际，不加甄别地推动“限高、扩中、保低”，乃至一味地要求推进“倍增计划”，实现工人工资水平普遍提升。客观地看，目前国内企业的生存状况是令人堪忧的，结构调整的难度是被严重低估的。现实中，我国经济在上一次探底之后，在2009年中开始出现的所谓短期回暖境况，宏观上来自于经济刺激政策，微观上来自于选择坚守的企业承继了退出企业的订单，企业整体毛利率其实并未得到修复，根本不支持现阶段劳资利益的重新切分。至少在目前，面对外部环境和内部转型的不确定性，以“血汗工厂”等为口实，强迫民营企业作为收入分配改革先锋队的做法是错误的。
　　总而言之，对收入分配改革这件事，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愿景，但讲出来的愿景却未必都是这一千个人的心里话。收入分配调整涉及相当复杂的制度问题，其中更蕴涵着我国经济社会诸多深层次矛盾。单纯在多给谁、少给谁这类低级幼稚问题上兜圈子，是无助于我们跳出原有思维框框的。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