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正步入“刘易斯转折区域”已是不争的事实，代工模式由此也已走到了临界点。
　　长期以来，中国依靠丰富而又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吸引投资，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但在国际产业链中，由于中国企业处在附加值最低的中间制造环节，其利润主要来源取决于人力成本的差值，使得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生存根基很容易被劳动力的短缺及其成本上升所动摇。中国制造业虽然规模巨大，但由于缺乏独立的市场和用户，缺乏自主知识产权以及国际市场定价权和话语权，企业实际获得的利润非常微薄。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是现代工业部门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的过程，这一过程将持续到把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为止。当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供给不再具有无限弹性，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或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力相等，即两个部门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经济发展的“拐点”就出现了。而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面临“刘易斯拐点”的重要指标，是工人真实工资水平的上升。中国近几年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以及最近出现的“涨薪潮”，与中国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这个大趋势不谋而合。
　　中国代工模式暴露出来的不仅仅是低工资问题，还包括工人各种劳动保障的缺位，企业忽视社会责任等等。这对老一代农民工来说，也许还不构成多大的威胁。因为他们自小在艰苦的环境下成长，吃苦耐劳，对恶劣的劳动环境有相当的忍受力，挣到一些钱后又回家安心务农去了。新一代农民的成长环境大不一样，他们大多从决定背井离乡那刻起就已经决定要留在城市，成为现代文明城市中的一员，享受现代化城市的生活方式，并愿意为之奋斗。他们的就业范围更加广泛，自主择业和维权意识更强，因而他们在应聘岗位时，不仅对工资福利待遇要求较高，而且还会产生诸如自我发展、生活享受等需求。这实际上是对体面劳动的诉求。对于已通过了国际社会责任标准SA8000认证、在最低工资保障和劳动环境做得并不差的富士康，还是接连出现极端事件，就充分说明，劳动者的需要不仅包括满意的收入和物质生活，还包括充分的社会保护和充盈的精神生活。
　　加薪和体面劳动的诉求，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导致内外资本的外流和经济增长的减缓。但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这意味着存在经济梯度转移的可能性，从而可以降低“刘易斯拐点”突然来临带来的风险。只要我们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实现产业转移与升级，那么，“刘易斯拐点”对中国就不会是一场灾难，反而可以为国家和企业的发展与转型提供良好的机遇。
　　面对劳动力短缺、成本增加和利润减少，中国企业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是加快实现产业向内地梯度转移，继续依赖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保持竞争力；二是努力从产业链“微笑曲线”的底部向两端发展，提高产业的附加价值。为此，首先要加大研发力量的投入，通过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加快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减少用工量，缓解用工荒。同时要大力发展处在产业链两端的、用工量少、附加值高的设计和营销服务，以拓展更大的利润空间，最终实现从“制造企业”向“创造企业”、“服务企业”的转变。其次，要切实转变经营理念，重视履行社会责任，更多地注重保护劳动者的人身安全，改善劳动者的劳动环境、维护职工的各项物质和精神生活权益，尊重劳动者的人格尊严，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学习知识、培训技能的渠道，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生产效率来节约劳动力总成本，调动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创造性。
　　对国家来说，加快实现产业转移和升级，不仅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缩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而且有利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特别是中西部和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进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实现由政府投资和外需推动向依靠内需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尤其要担负重要的作用。如完善相应的法律，对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提供制度支撑，建立健全劳动保障体系，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使劳动者的权利得到有效落实。再如加快国民财富分配体制的改革，改善财富分配结构，提高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消费水平，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结构内外失衡的格局。还有，加快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建立一套完整的技能人才培育机制，形成一支高技能、高素质的产业大军，缓解就业结构性短缺的矛盾；另外，在税收及产业政策等方面扶持企业实现产业转移和升级，引领经济结构向合理的国内经济分工格局演变。

 (作者系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