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美国经济基本面修复，很有可能冷落G20，或者通过分化“金砖四国”阵营，最终确立其主导作用。因此，G20要展现出比G8更旺盛的生命力，进而成为求解全球关键经济议题答案并协调主要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度性平台，有关主体应尽快建立起沟通和整合各国经济主张的实质性机构，对全球经济情势及时提出前瞻性对策，并切实提高峰会宣言的执行力。

　　尽管仍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会议发表的多伦多宣言在反对贸易保护、推进商业和投资方面也达成了共识，各国也表示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和强化经济复苏进程，但与前年11月份华盛顿峰会召开时所承载的期待相比，本次G20峰会显然逊色不少。姑且不论峰会期间随处可见的不和谐给G20后续发展投下的阴影，就是在关乎各国共同关注的经济复苏方面，“立即增长”和“立即紧缩”阵营的分歧恐怕也是一时难以弥合。峰会可以发表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宣言，但谁都知道，这个宣言的约束力是要打个问号的。因此，本次峰会留给G20之外国家的印象是：占据世界经济最主要份额的与会经济体，在关乎全球经济下一步走向的重大问题上，并未做好协调一致的必要准备。
　　笔者认为，G20要展现出比G8更旺盛的生命力，进而成为求解全球关键经济议题答案并协调主要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度性平台，端赖于有关参与主体尽快绘出扩大G20行为空间的路线图。
　　被誉为富国俱乐部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G7），曾在上世纪的后二十年里扮演着全球经济治理的关键性角色。发达国家在这个框架里除了指点世界经济发展，控制世界经济话语权之外，还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和制度优越感。那段时期，美欧和日本的经济政策走向，就是他国的风向标。而G7那时也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因为G7成员国没有在世界责任和权力分享之间找到均衡点，尤其随着“金砖四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在全球经济增长中扮演着积极而重要的角色，越来越有点不思进取的G7，渐渐蜕化为没有太多存在意义的空谈场所。
　　理所当然，尽管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都对G20抱有很大期望，冀望其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角色，并积极谋划打造G20建设性机制。但横亘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面前的一个巨大瓶颈是：在既有国际经济秩序主导国至少暂时不愿对全球经济治理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情况下，G20很难发挥实质性领导作用。今天，尽管西方已默认世界经济力量正在向东方转移的事实，并乐意看到中国成为国际经济体制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但他们还是希望把中国纳入由其主导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论坛中，绝不会轻易允许中国挑战既有国际经济准则。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缺乏国际货币本位币等必要的力量杠杆，在国际金融秩序改革时间窗口到来时，有力使不上。其结果，在最近几次峰会上，尽管中国备受东道国礼遇，也稍微扩大了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但中国的力量成长与话语权加大远未达到可以平衡发达国家影响的程度。
　　还是英国《金融时报》说得精辟，对富裕国家来说，坦然承认地缘政治意义，和为肆意挥霍付出国内代价一样痛苦。不过，笔者仍然相信，“富人俱乐部”自我割肉固然痛苦，但两种力量的平衡之势看来不可逆转。如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应当思考的是：如何在新旧力量加速洗牌过程中，既要适度兼顾发达国家利益，又要在提升自身话语权过程中，将G20打造为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的关键性角色。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最不愿看到的情况可能是：当美欧和日本经济企稳回升，并通过发动新产业革命再度构筑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优势，G20于是遭到冷落，甚至成了昙花一现的工具。因为G20峰会本身是金融危机的催生物，在危机年代是美欧倚重的救市机制，其在过去三届所发挥的作用之所以举世瞩目，是因为它既能覆盖G8的功能，又增添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元素，因而在全球协调机制中能够拥有更大的行为空间。现在，全球经济已初步走出谷底，美国正集中精力恢复经济增长，并千方百计通过切割中国利益来扩大美国出口。笔者预计，一旦美国经济基本面得到修复，作为战略高手的美国或者选择冷落G20，或者在与中国分享部分领导权的同时，通过分化“金砖四国”阵营，最终确立在G20中的主导作用。
　　因此，中国既要看到目前面临的有利形势，又要对可能遭遇的阻力保持高度的清醒。为今之计，是要抓住美欧等国暂时有求于我们的难得时机，熟练使用经济与外交手段，与其他成员国一道，尽快绘出扩大G20行为空间的路线图。从目前情况来看，今年11月的韩国峰会也许仍难取得太多实质性成果。中国应当筹谋在明年的法国峰会或者在后年的墨西哥峰会上，与主要国家一道，推出加强G20运作机制的具体方案。尤其是要积极推动建立沟通和整合各国经济主张的实质性机构，及时对变化中的全球经济情势提出前瞻性对策，并拿出可监测的行动方案，以期切实提高峰会宣言的执行力。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