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年来，中国的总产量和国民收入，以几乎世上最快的速度增加，但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因此，笼统地说，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劳动者工资，没有意义。当前中国最需要的是收入分配的结构性调整：重新调整政府收入与企业、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让公众参与分红国企利润，放开投资，让所有人有平等的赚钱机会。
　　没想到，日本在1961年至1970年间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半个世纪后的中国，居然受到热捧，不但学者们力荐，好像发现了宝贝，有关政府部门也对此赞赏有加。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主要内容是：充实社会资本；产业结构高度化，提升高生产率部门在产业中的比重；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培训人才，振兴科学技术 ；缓和二重结构，确保社会安定。这一计划规定：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
　　中国有着长期的计划经济传统，制定经济增长指标，包括收入增长指标，本是拿手好戏。比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x五计划”，比之寥寥几句话的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要详细几十倍。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日本人搞的“计划经济”，而且所有具体工作，我们都已做过了。不知道力荐者，还能从中挖掘出什么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
　　当前的中国经济，出现了经济学家所说的“刘易斯拐点”，也就是，因为城市生活成本提高，以及社会保障缺失，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对工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部分企业已在实施，这可能造成中国30年来最大的比较优势的基础，即劳动力成本低的条件不再。提高劳动者工资，正在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那么，该如何提高劳动者的工资？靠类似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玩意，笔者以为无济于事。因为过去30年来，中国的总产量和国民收入，以几乎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在增加，我们的倍增比日本人完成的要好得多，包括劳动者收入以及人均收入，我们何止增加了1倍？即使没有任何制度改进，中国的收入倍增计划，也将能继续“顺利”实现。
　　问题在于，我们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依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47，接近两极分化的危险地带。因此，笼统地说，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劳动者工资，是没有意义的。比如2004年至2007年，全国农民工工资平均年增长率是7%，2009年是16%，速度不可谓不快，但农民工依然处于社会最底层。还要看到，中国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人力资本水平不高，工资的上涨，缺乏市场基础。
　　中国穷人多，但富人也多。两极分化和平均收入增加，并不是矛盾的。更严重的是，有人说，现在的社会底层出现了刚化，也就是固定化的趋势，在原有的农民、下岗职工外，农民工、不能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流失了土地但未能获得补偿的农民等，构成了这个阶层的主体。
　　所以，我们要的不是普遍的提高工资、增加收入，中国今天需要的是收入分配的结构性调整，也可以说是“国民收入的倍公平计划”。
　　笔者以为，这个“国民收入的倍公平计划”，至少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
　　首先，重新调整政府收入与企业、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虽然企业和居民的收入也一直提高，但与政府收入（包括财政收入和各种预算外收入）的超高速增长（最近几年每年都超过20%）相比，企业和居民在总收入中的份额，实际上一直在下降。问题是，政府取得收入后，并没有为社会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用于民生的支出在总支出中的份额也不大，所以，与高收入者比较，低收入者并没有从公共支出中获益更多。
　　当政府富裕到一定程度时，必须而且完全有可能提供完善的、一视同仁的社保体系，何况如今我们的地方政府已超级富裕（嚷嚷缺钱，是因为乱花钱），不能也不应该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什么几万亿的投融资平台之类的事了。
　　其次，让公众参与分红国企利润。国企，特别是央企，最近几年的日子非常红火，每年的利润多达万亿。国企存在的意义，或者说，在改革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因为这样可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但是，实际情况正相反， 30多年来，我们很好地坚持了公有制为主体，但是，离共同富裕的目标，却越来越远。这是因为，国企的利润，没有按照其性质，悉数上交财政，用于公众支出，包括直接给全体居民发放红利，而几乎全部留在了企业内部，为高管和员工谋福利了。
　　要知道，大部分国企，不是靠自身的本事，而是完全靠政府特许的垄断挣钱的。因此，国企应该有造福社会的自觉。国企不能过分强调自己是企业，是上市公司，有着自己的利益，因为国企获得的一切，垄断的收益，不应该归企业自己支配。
　　第三，放开投资，让所有人有平等的赚钱机会。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 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不断向深度推进，可在最重要的投资领域，比如金融、石油石化、电信等，却依然对民间投资关门。当今中国民间有庞大的资金积累，有充足的人才资源，有足够与世界强手竞争的智慧，而所有这些处于被压抑的状态，不能不说这是资源的最大浪费。如果能开放这些关键的投资领域，过剩的流动性，就不会一股脑地冲进房地产，可保资产市场的安澜，更可以动用全民智慧，应对诸如油价高涨，威胁宏观经济的风险，更可以增加就业，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
　　可以做的还有很多，比如户籍制度的改革，高考的公平性，公务员的福利制度等。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经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在1970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但它的副产品也异常明显，通货膨胀、两极分化等问题愈益严重。仅仅根据这一点，我们焉能再实施这样的倍增计划！在经济规模已然强大的今天，中国所需要的，不能是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的制度，而是让绝大多数人都能富裕起来的公平政策。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政府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