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亟需国民收入“倍公平”计划
    2010-06-17    作者:王福重    来源:上海证券报

    过去30年来,中国的总产量和国民收入,以几乎世上最快的速度增加,但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因此,笼统地说,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劳动者工资,没有意义。当前中国最需要的是收入分配的结构性调整:重新调整政府收入与企业、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让公众参与分红国企利润,放开投资,让所有人有平等的赚钱机会。
  没想到,日本在1961年至1970年间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半个世纪后的中国,居然受到热捧,不但学者们力荐,好像发现了宝贝,有关政府部门也对此赞赏有加。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主要内容是:充实社会资本;产业结构高度化,提升高生产率部门在产业中的比重;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培训人才,振兴科学技术 ;缓和二重结构,确保社会安定。这一计划规定: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
  中国有着长期的计划经济传统,制定经济增长指标,包括收入增长指标,本是拿手好戏。比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x五计划”,比之寥寥几句话的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要详细几十倍。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日本人搞的“计划经济”,而且所有具体工作,我们都已做过了。不知道力荐者,还能从中挖掘出什么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
  当前的中国经济,出现了经济学家所说的“刘易斯拐点”,也就是,因为城市生活成本提高,以及社会保障缺失,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对工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部分企业已在实施,这可能造成中国30年来最大的比较优势的基础,即劳动力成本低的条件不再。提高劳动者工资,正在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那么,该如何提高劳动者的工资?靠类似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玩意,笔者以为无济于事。因为过去30年来,中国的总产量和国民收入,以几乎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在增加,我们的倍增比日本人完成的要好得多,包括劳动者收入以及人均收入,我们何止增加了1倍?即使没有任何制度改进,中国的收入倍增计划,也将能继续“顺利”实现。
  问题在于,我们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依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47,接近两极分化的危险地带。因此,笼统地说,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劳动者工资,是没有意义的。比如2004年至2007年,全国农民工工资平均年增长率是7%,2009年是16%,速度不可谓不快,但农民工依然处于社会最底层。还要看到,中国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人力资本水平不高,工资的上涨,缺乏市场基础。
  中国穷人多,但富人也多。两极分化和平均收入增加,并不是矛盾的。更严重的是,有人说,现在的社会底层出现了刚化,也就是固定化的趋势,在原有的农民、下岗职工外,农民工、不能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流失了土地但未能获得补偿的农民等,构成了这个阶层的主体。
  所以,我们要的不是普遍的提高工资、增加收入,中国今天需要的是收入分配的结构性调整,也可以说是“国民收入的倍公平计划”。
  笔者以为,这个“国民收入的倍公平计划”,至少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
  首先,重新调整政府收入与企业、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虽然企业和居民的收入也一直提高,但与政府收入(包括财政收入和各种预算外收入)的超高速增长(最近几年每年都超过20%)相比,企业和居民在总收入中的份额,实际上一直在下降。问题是,政府取得收入后,并没有为社会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用于民生的支出在总支出中的份额也不大,所以,与高收入者比较,低收入者并没有从公共支出中获益更多。
  当政府富裕到一定程度时,必须而且完全有可能提供完善的、一视同仁的社保体系,何况如今我们的地方政府已超级富裕(嚷嚷缺钱,是因为乱花钱),不能也不应该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什么几万亿的投融资平台之类的事了。
  其次,让公众参与分红国企利润。国企,特别是央企,最近几年的日子非常红火,每年的利润多达万亿。国企存在的意义,或者说,在改革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因为这样可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但是,实际情况正相反, 30多年来,我们很好地坚持了公有制为主体,但是,离共同富裕的目标,却越来越远。这是因为,国企的利润,没有按照其性质,悉数上交财政,用于公众支出,包括直接给全体居民发放红利,而几乎全部留在了企业内部,为高管和员工谋福利了。
  要知道,大部分国企,不是靠自身的本事,而是完全靠政府特许的垄断挣钱的。因此,国企应该有造福社会的自觉。国企不能过分强调自己是企业,是上市公司,有着自己的利益,因为国企获得的一切,垄断的收益,不应该归企业自己支配。
  第三,放开投资,让所有人有平等的赚钱机会。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 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不断向深度推进,可在最重要的投资领域,比如金融、石油石化、电信等,却依然对民间投资关门。当今中国民间有庞大的资金积累,有充足的人才资源,有足够与世界强手竞争的智慧,而所有这些处于被压抑的状态,不能不说这是资源的最大浪费。如果能开放这些关键的投资领域,过剩的流动性,就不会一股脑地冲进房地产,可保资产市场的安澜,更可以动用全民智慧,应对诸如油价高涨,威胁宏观经济的风险,更可以增加就业,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
  可以做的还有很多,比如户籍制度的改革,高考的公平性,公务员的福利制度等。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经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在1970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但它的副产品也异常明显,通货膨胀、两极分化等问题愈益严重。仅仅根据这一点,我们焉能再实施这样的倍增计划!在经济规模已然强大的今天,中国所需要的,不能是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的制度,而是让绝大多数人都能富裕起来的公平政策。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政府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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