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月初G20财长和央行行长釜山会议开幕前夕发表讲话称，各国央行在收紧政策时不能过急或过慢，而应根据“本土因素”选择加息和退市的时机。这种放任自流的态度，与美国在2008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呼吁各国保持货币政策同步的积极表现形成了鲜明反差。虽然在伯南克表态之前，各国央行事实上已陷入了各自为战的状态；但伯南克的表态无疑加剧了这种混乱。
　　在美国人那里，要全球货币政策同步还是不同步，完全取决于“此一时、彼一时”的需要。
　　各国央行在转向收缩还是继续放松货币问题上，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最急的以澳大利亚、以色列和印度央行为代表，早在去年第三季度就在收紧货币，澳大利亚央行自去年10月以来连续6次加息，基准利率高达4.5%；近期开始启动加息进程的是加拿大和巴西央行；表现谨慎的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国家，但一般公认年内加息的可能性较高；多次暗示不急于加息的是美联储，不少经济学家预期，美联储加息最快也要等到明年；不但不考虑收紧货币，反而进一步放松货币或维持定量宽松货币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是日本和俄罗斯央行，以防范通缩。欧洲央行是个特例，如果欧元区没有遭遇突如其来的主权债务危机，根据欧洲特别是德国对通胀一贯高度警惕的传统，很可能会抢在在美国之前加息。
　　对此，曾准确预言2008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末日博士”鲁比尼的辩解是，尽管全球宽松货币政策同步，但恢复紧缩并不需要同步。应当说，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
　　鲁比尼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不同步是客观事实，而货币政策表现出来的差异性正是全球经济复苏不同步的自然反映。正当欧洲还在为债务危机而焦头烂额之际，中国、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却深受国内资产泡沫的困扰；至于印度，批发物价指数（WPI）今年以来连续数月接近两位数，一条腿已踏入了通胀泥潭。
　　各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或制度不一致，客观上也使货币政策转向有先有后。在退出问题上态度积极的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央行奉行的是严格通胀目标制。澳大利亚央行将通胀目标锁定于2%至3%之间，而当前市场预期通胀指数已升至2.9%，急于加息也在情理之中；而作为首个正式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新西兰央行与政府签订了《政策目标协议》，明文规定央行行长只对通胀率负责，无须操心经济增长及就业状况，若未能控制住通胀，则自动请辞。
　　反观宣称实行“隐性通胀目标制”的美国，并不存在这种压力，相反失业率过高使其面临来自政府和国会的双重压力。因而这也就不难理解，伯南克何以坚持，除非看到“持续复苏的证据”，否则仍将维持零利率政策不变。
　　从理论上讲，央行在做出关键政策决定时，应尽可能地摆脱来自政治层面的压力和干扰，以确保政策制定的独立性。而国际货币政策协调通常被视为大国间政治合作的产物，某种程度上存在央行独立性被侵蚀的可能。
　　但另一方面，鲁比尼的视角又过于静态片面。现实情况是：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以来第二轮全球化浪潮的洗礼，各国经济密切联系、相互影响，一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越来越大。如果无视这一事实，否认货币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势必为今后全球经济埋下更大隐患：
　　经验表明，货币政策不同步是国际市场汇率动荡的重要根源。一方面，加息推动本币升值，降息促使本币贬值，各国加息、降息的错位必然放大汇率的波动性，为规避风险，国际资本纷纷涌入大宗商品市场，而这又将推高原油、黄金等大宗商品价格；另一方面，汇率还直接影响各国产品出口竞争力，使得货币政策分歧最终演化成贸易领域的摩擦和冲突。
　　美联储和日本央行若出于一己私利，长期固守零利率或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美元和日元的套利交易盛行：热钱疯狂流入高息国家获取套利机会，加剧相关国家资产的泡沫和通胀压力；而等到美、日加息或美元、日元汇率走强时，大量热钱突然撤退又会导致相关国家泡沫破灭、经济出现“硬着陆”。
　　这一现象折射出一个最为本质的问题：各国对于当前形势，特别是对于欧洲债务危机的恶化前景、全球经济是否会出现二次探底的风险缺乏共识。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各方对于欧洲债务危机的潜在影响就有分歧，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因此未能对此给出清晰明确的趋势判断。低估欧洲债务危机风险、过早抛弃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或许正为下一次危机的全面暴发埋下了导火索。
　　而在中美之间，还有更为棘手的汇率问题。广义上，汇率也构成货币政策的一部分。由于人民币钉住美元，美国零利率政策迟迟不动，导致中国在收紧货币方面左右为难。但如果美国试图以此来逼迫人民币自动与美元脱钩，恐怕难以如愿，最终反而可能使双方同时落入通胀或通缩的陷阱。

（作者为宏观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