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网报道，6月1日，富士康宣布加薪三成后，6月6日，富士康再度宣布加薪。据称，自10月1日起，富士康集团深圳地区各厂区，新进员工经三个月考核合格，标准薪资再上调66%，为每月2000元。而在上周，本田方面也同意给员工加薪。
　　站在企业员工的角度，加薪无可厚非。但笔者也关注到，有些专家对此忧心忡忡地表示，本田和富士康的大幅加薪，必将逐步影响其他企业，外企加薪潮或将到来。这样将使中国人力成本优势丧失，导致产业向越南、印度等地转移。
　　上述专家的担心不无道理。而且这种论调每每在法律天平向劳工倾斜时，更是喧嚣一片：《劳动合同法》实施的时候，我们就听到过这种论调。的确，提高劳动者报酬，肯定会影响企业的利润空间，而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制造”在全球大行其道的一个根本原因，的确是劳动力成本低廉。近年来，各界都在呼吁中国经济转型，要求提高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改变中国在利润最低端的冷酷现实。但比较优势和产业转移的路径依赖告诉我们，中国要想在短期内改变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恐怕不太现实，诸如富士康之类的“代工”企业，在中国依然具有存在的必要。但问题的关键是，一个“中国制造”的大蛋糕，被国外分走了大部分，国内生产者只分享了小部分，在剩下的小部分比如10%里，劳工只分得其中的1%究竟合理与否？国外的大部分与国内的小部分，属于国际分工问题，而10%与1%，则属于真正的分配问题。
　　事实上，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经济蓝皮书》和5月21日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丛亚平、李长久提供的三组数据的历史变化，可以一目了然地揭示政府、企业与民众在分配关系上的真相：
　　一是改革开放3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1%。都远远低于GDP年均增速。这一方面说明经济成果大部分归于国家。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0.95%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二是近十年来，就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论，消费在GDP里的贡献从60%下滑到目前的36%，不仅远远落后于诸多发达国家，更是落后于“金砖四国”等其他国家。三是1997年-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降至39.74%；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升至31.29%，利润挤占工资现象突出。
　　再从绝对数看，央行在2009年6月曾经发布的一组关于广东东莞农民工工资增长的调查更能说明问题：调查显示，东莞最低工资标准从1994年的350元/月提高到2008年的770元/月，15年间年均增长速度也不足5%，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21%。再从小时最低工资看，我国平均是0.2美元左右，而欧美等国是25到30美元，是我国最低工资的100多倍。
　　结论非常明白：从收入分配的基本特征看，一是政府过快的收入增长挤压了居民的收入，二是企业的利润增长挤压了工资的上涨空间。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的“中国模式”显然建立在“利润挤压工资”的畸形分配基础上，低劳动成本的确降低了产品成本，获得了价格的竞争优势(310368,基金吧)，但同时，由于收入太低，势必导致居民购买力低下，从而导致消费不振。在外需旺盛的情况下，这种分配的弊端不会出现，但当外需大幅下滑，必然导致所谓的“产能过剩”和内需不振。
　　“中国制造”的崛起，的确与劳动力低廉不无关系，但正是因为这种“绝对优势”，导致企业在技术创新和产品更新换代上过度迟缓，导致今天面临最大的经济转型危机。退一步讲，提高普通劳动者的待遇，真会导致中国的劳动力优势丧失吗？持这种论调者一方面罔顾我国人均收入排名在全球100多位之后的事实，将个别与中国不具可比性的国家视为参照对象，另一方面，也没有看到产业可以从中国东部转移到西部的事实。而且，从小时最低工资看，欧美等国是我们的100多倍，和很多东南亚国家比，我们的人均收入依然很低，何来优势丧失？
　　按照“库茨涅茨曲线”，在经济发展到某一个点，一定会有一个跳跃，这个跳跃首先就表现在对劳工的保护上，只有完成了这个跳跃，我们的社会才会前进一大步。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