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各地立法机关纷纷出台各类网络信息管理地方性法规，尽管法规起草部门一再表示，这些条款主要是为保护当事人个人隐私，并不是“针对‘人肉搜索’”。但是一些专家却认为，类似的条文其实就是试图在控制“人肉搜索”上取得突破。
　　规范网络，我们深表赞同，但公众对规范网络的理解却往往相反。无论是打击网络色情，还是禁止人肉搜索，抑或网络实名制，公众通常都担心醉翁之意不在酒。不少地方针对人肉搜索立法，美其名曰规范，但重点却放在禁止上。
　　反思徐州、杭州两地的网络立法，不难看出当地官员对网络的焦虑。这种焦虑，有来自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忧虑，有对网络信息安全、个人隐私、名誉的担心，也有对网络监督边界问题的忧虑。其实无论出于哪个原因，都反映出不少官员对互联网的不适应。不适应并非官员独有，公众也有，不少家长对打击网络低俗之风的强烈呼吁，即是明证。
　　以禁止、干预的手段治理网络，显然是矫枉过正。这种一刀切的方式，不仅是对网络自由的伤害，更是对公民表达权利的不尊重，难免被认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互联网在中国其实也不新了，发展至今十年有余，官员的焦虑和不适应，有必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公众的焦虑，不亚于官员的焦虑，这种焦虑是出于对信息自由的担忧，是对权利受限的焦虑。
　　网络当然并不因此就不需要规范，暴力、色情、赌博、卖淫、侵犯隐私、诽谤……每一样都需要治理。但必须深刻认识的是，这些问题不仅网络上有，现实中一直就有。网络不过是一种技术，通过这门技术建立起一个新的“社会形态”，或者说是现实社会的一部分。现实中有暴力有色情，网络上当然也有。对待色情暴力，我们其实早有态度和方式应对；同样，现实中有对官员的不满，网络上也有，只不过网络的开放和自由，让官员感受到切实的舆论压力。
　　所以，如何面对网络，其实是如何面对真实的社会；如何规范网络，其实是如何治理社会。当然，这个世界上不少地方，在网络出现前，公民已经有了充分表达的可能，网络不过是换了个介质，言论自由并没有质的飞跃；但在中国，网络的开放性，让公众多了一个表达渠道，并呈爆发式释放。
　　这或许才是官员们急不可耐要规范网络的根源。在现有的体制下，某些官员拥有强烈的“安全感”，但网络的出现，既让他们感受到网络的难以掌控，又让他们不得不面对大量的现实和尖锐的言论。以至于他们要时时刻刻面对可能的监督，周久耕“天价烟”事件即是典型。
　　开放性是网络的根本性质，针对网络的开放性，是顺应还是禁止？这是个问题。中国的网络不可能从国际互联网中割裂出来，网络秩序的建立，也绝非简单的禁止，一个开放的社会，首先在于直面现实。与其去做一个没有共识，普遍反对的事情，不如把这个精力用到寻找制度反腐上去。在此之后，无论怎样依法规范网络，都会获得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