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再次刊文谈收入分配。文章援引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的话说：“收入分配问题，早一些时间解决可能没有实力，太晚时间解决可能错失很多机会，导致问题积重难返，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正是时候。”
　　《人民日报》就此问题持续关注，至少，可以理解为具有风向标意义。
　　去年以来，高层屡次表示，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尽管波折不断，种种迹象表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已是箭在弦上，势在必行。同时，呼唤多年的户籍制度改革，在2010年终于被提上中国政府工作日程。去年12月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0年要“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进程。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明确表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并将此提上今年工作的重点议程。
　　在当下日趋固化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每个人在生下来时，就已经处在超越个人选择之上的权力关系和政治结构中，无从选择自己的户籍、出身；而户籍、出身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含义，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人的身份性质过早被确定。具体说来就是，户籍背后是权利和福利的不均等，家庭出身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体向上的流动。
　　正是因此，呼吁尽早打破户籍壁垒，限制公务员、国企员工的工资以及各种隐形收入，多年以来从未停歇。类似的常识，早已被反复重复，尽管历经改革，迄今未有大的改观。反倒是与户籍制度绑定的住房、生育、教育、社会保障等福利及引发的社会不公、城乡差距，弊端愈发凸显，以至于《人民日报》都对此直言批评。
　　以户籍制度为例，这是古今中外都不鲜见的行政制度。户籍本身并不具经济价值，也不决定人们的经济、文化甚至政治权益。但长期以来，我们却形成了按户口分配社会资源的特殊格局。所以，取消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权利(福利)差别，是改革的必须。但知易行难，正因为亟待改革的不是户籍制度本身，而是用户籍制度配置社会资源、分配社会权益的诸多计划经济制度遗存，所以改革才如此困难。
　　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的迫切性不言而喻，需要重申的是，改革并没有确定的突破口，也没有捷径和讨巧的方式，这是经验和教训证明过的。中国改革向来倡导渐进，诸如户籍制度改革，无论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还是今年的两会，都是强调“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目标并不宏大，预期自然不会高调。我们深知，一步到位的改革没有可行性，但逐步推进却是必须的、也是务实而理性的选择。
　　而打破胶着和停滞状态最好的方式，依旧是改革。但要警惕的是，代价过大，改革会走向反面。所以，不厌其烦地重申改革必要性、迫切性，是为打破改革的停滞状态，避免走入歧途，为公众争得更多权益；而只有付诸行动，才能早日打破僵局，才能真正推动改革进程，这也是检验改革决心和效果的唯一试金石。因此建议，社会改革，请以今日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