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十二五”中期中国的生产过剩矛盾再度趋于尖锐，危险可能会集中到金融层面。由于去年为了刺激经济复苏，许多项目上马甚至允许资本金为0，而大量以地方政府平台为主体建设的项目，本来就是由于产能过剩等问题，在“十一五”规划时未获批准的项目，现在又拿出来做，而且允许这些项目大量使用贷款，到了项目投产时由于没有市场需求，就难以形成还本付息能力
　　明年将进入“十二五”规划期。现在看，各国政府所实施的救市措施，都不是从根本上消除危机的措施，而是将危机的爆发时间后移，这种办法可能争取到解决矛盾的时间与空间，但也可能使矛盾累积得更严重。所以，在国际上，“十二五”时期是危机的再度爆发期，而且会更严重。在国内，则可能是生产过剩矛盾的首次爆发期，且危险将集中到金融领域。
　　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与体制改革，历来是由大的危机推动的，因此“十二五”期间所面临的危机，可能是推动中国进行大的体制与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好动力，因为中国经济内部仍然蕴含着强烈的需求增长机制，通过调整就可以释放出来，并足以消除国内的生产过剩，足以对冲掉外部的需求萎缩，因此结构调整就是应对危机的最好办法。所以，“无危机则无以促进调整，无调整则无以应对危机”应成为“十二五”的主题。

  　国际经济危机将再度爆发

　　次债危机不是典型的传统经济危机，因为不论是商品还是资本，在今天的美国都不是过剩，而是严重不足，卖不出去和价格暴跌的是金融商品，所以这种由金融商品供给过剩的资本主义金融——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也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历史新阶段，资本的运动方式与周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形式都已经具有新的形式。由于美国政府及欧盟与日本政府的救市政策，这场危机的爆发过程被拖延了，但导致危机爆发的根源并没有消除，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加严重，即在危机爆发后累积的金融坏帐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所以我猜想，这场危机的爆发过程，有可能将采取反复爆发的形式，至少次债危机爆发以来被暂时冻结的金融坏帐到了冻结期满而必须清算的时候，就又会有一大批金融机构要倒闭，危机所导致的二次探底就会出现，而这个时期应该就是在2011年以后。如果2007年爆发的次债危机是到了两年后的2009年最严重，则由美国金融危机再度爆发所导致的中国外部需求的严重紧缩，就应该是出现在“十二五”中期。
　　金融危机也是“资产负债表式危机”，就是由于资产严重缩水导致负债无法偿还，迫使金融机构倒闭。美国要想从危机中走出来除了找到还债的资金来源这条路，还可以从提升资产价值以及出售这些资产来还债入手，由于美国的“新经济”概念和房地产概念先后都“臭了街”，提升原有资产的价值恐怕已经很难了，美国就得想办法创造出新的金融资产增长点。现在看，美国是想依托低碳经济制造出一个新的金融衍生品，但因为欧盟和发展中国家都不配合，恐怕此路不通。
　　所以，美国走出这场金融危机的道路必然艰难又漫长，世界经济受其牵累也必然会在低迷中徘徊很长时间，新全球化的过程由此而被中断，世界经济随美国经济再度探底可能就发生在未来3年。因此“十二五”中期中国经济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外需紧缩期。

　　中国生产过剩矛盾可能会波及金融体系

　　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政府能够引导经济率先反弹，主要是靠了两条措施。一是以投资需求的剧烈扩张来对冲出口需求的急剧萎缩，所以投资在去年经济增长中的需求贡献超过了85％；二是靠接近10万亿元的信贷大投放。而这两个宏观调控措施又都是基于一个制度性机制，即国有经济的平台，包括中央的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和以地方政府为投资平台的6万亿元投资贷款。因为非国有经济在危机爆发后都在进行投资收缩，中央与地方政府不出手就不可能形成足够的投资需求扩张。由此，非国有经济投资比重就从2003～2007年平均的70％以上，变成了去年与国有投资的“倒三七”比重。
　　但在次债危机爆发前，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生产过剩的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继续加大投资，虽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依靠新一轮的投资扩张拉动增长，但是到了产能释放期，原有的生产过剩矛盾不仅不会缓和，反而是更加激化了。比如，现在认为中国5亿吨钢的产量已经过剩，但是产能已经达到7亿吨，而且还有5000万吨能力在建设中。
　　由于这一轮生产能力的扩张中改、扩建项目上的比较多，投资周期可能会比较短，如果是3年的周期，并且今、明两年的投资增长率只有15％，从2009～2011年的投资总规模也在76万亿元以上，即这三年的投资规模比2003～2008年这六年的投资规模还要大15％，所形成的产能规模之大可想而知。由于新的产能释放期应该是在十二五中期，即在2012、2013年，这可能正是美国金融危机再度爆发，引起我国外需也再度严重萎缩的时期，因此可能又是一个“内外需紧缩双碰头”。
　　如果在“十二五”中期中国的生产过剩矛盾再度趋于尖锐，危险可能会集中到金融层面，因为在这次投资扩张中使用了大量银行贷款。由于去年为了刺激经济复苏，许多项目上马甚至允许资本金为0，而大量以地方政府平台为主体建设的项目，本来就是由于产能过剩和环保等其他问题，原来在“十一五”规划时未获批准的项目，现在又拿出来做，而且允许这些项目大量使用贷款，到了项目投产时由于没有市场需求，就难以形成还本付息能力。这种明知大批项目还款能力有问题还大量提供贷款的情况，就是中国式“次贷危机”的隐患。
　　如果在2009～2011年这三年76万亿元的总投资中有一半是用贷款，又假设其中的15％会发生问题，三年后中国银行体系就会发生5.7万亿元的坏帐。参考我所听到的各种意见，这一轮投资会出现15％的坏帐率已经是比较保守的估计，但去年底我国银行体系的所有资本金按资本充足率8％计算，也就在5.5万亿元左右，今明两年即使每年能增长20％，也不到8万亿元，如果要出现5.7万亿元的银行坏帐，按照“巴赛尔银行协定”，中国的贷款规模就必须收缩70％。至少在下次危机当中已经失去了继续利用银行体系创造需求的大部分能力，而金融危机的爆发，又会使生产过剩矛盾更趋严重。这个机理，与美国由次债危机而演变成经济危机的道理是一样的。
　　在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还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危机。自“六五”计划以来，五年计划与规划的内容都是以改革、开放与发展的要求为主题，还没有一个规划是以反危机为主题。许多人认为危机已经过去了，认为“十二五”将进入到一个新的经济高增长期，甚至有“新黄金十年”的说法，这些认识我认为都太乐观了。由于国内外的危机都只是被拖延，不是被消除，原有的矛盾自危机爆发以来累积得更严重，如果危机再度来袭，爆发的程度就会比2007年以来更严重。因此，“十二五”的主题可能不是继续谋发展，而是“反危机”，是利用危机提供的压力，对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长期累积的结构性矛盾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