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的气候变化影响是全球性的，在哪个国家的排放没有区别。但是，传统的“低收入国家生产，在高收入国家消费”的国际贸易模式，将导致更多的碳排放。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如果不兼顾不发达国家的产出和能源效率，全球贸易可能导致更多的碳排放。
　　发达国家会采取的对策可能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通过技术和资金援助，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效率，从而减少排放。第二，通过碳交易，支持发展中国家进行减排。第三，通过碳税，迫使发展中国家减少排放。前两种做法基本上对发展中国家有利。而第三种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将产生负面影响。
　　碳税是环境税的一个方面，环境税是以国内税形式出现，一般采取产地原则或目的地原则征收。当一国实行产地原则而另一国实行目的地原则时，同一批商品既要负担出口国征税的环境税，又要负担进口国的环境税，就会出现双重征税问题。
　　由于出口商品要负担两国的环境税，它在进口国的国内市场上就不能与进口国生产的同类产品进行竞争，不利于国际贸易的公平竞争原则。当然也需要避免另一个极端，由于各国拥有自己的征税主权和放弃对某种商品征税的主权，也可能造成进口国与出口国双方的双重免税，使环境税失去应有的效用，不能做到环境成本的内部化，使市场失灵国际化。因此，对同一外部性应避免双重征税，一般说来，环境受损国应得到优先征税权，并且对过多的征税给予退还。例如，如果环境问题由消费而产生，应对进口国优先征税。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来说，减排的成本和机会并存。在国际上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减排合作和减排博弈，国内则寻找最小成本减排。发展新能源是中国一条必须走的路，应该以最小成本来做。新能源产业链的建设一般分3个环节：研发、设备制造和利用。目前所谓的产能过剩实际上是设备制造过剩，是产业链节点过剩。现状是，设备制造投入过多，研发和利用方面投入较少。最小成本要求在根据资源与市场的情况合理布局的基础上，及时跟进相应的配套和政策，推动产业的良性快速发展。实现“有序”发展，在发展中兼顾各个产业链的节点发展，避免资金和资源的浪费，如风电的“空转状态”。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公众来说，则必须准备应对低碳成本和能源价格上涨。低碳转型，如清洁能源发展，除了本身发电成本比较高，对于电网的相应配套和成本的要求也很高(如并网的风电和太阳能)，大规模的清洁能源发展会使电企成本负担大幅度增加，目前的政策和补贴基本上主要针对发电成本，电网配套的成本问题没有涉及。因此，发展清洁能源，解决成本问题是关键。